527【人才与设备】
位于张江园区的工厂里,刚运回国的一批设备正在进行调试。
张如京带着宋维扬一路走去,他并不主动跟员工说话,员工也完全当他不存在,都在各自忙着手里的工作。
宋维扬自嘲道:“早在几年前,我就想创办芯片制造企业。当时我手里有点钱,于是心血来潮想玩玩尖端科技,结果仔细询问倪院士之后,吓得我赶紧打消异想天开的想法。”
“哈哈哈!”张如京笑得很欢乐。
像倪院士这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,一心想做自主芯片和操作系统,但他也不敢说自己开芯片工厂,只能设计好芯片让弯弯公司代工。
困难有三:一是钱,二是人,三是机器。
而这三个困难因素当中,钱反而是最好解决的,政府如果真想搞,砸锅卖铁也能凑出几百亿啊。
真正困难的是人才和机器,中国政府在过去的20年里,为了发展半导体各种砸钱。但是没有合格的人才,清华和中科大的师生再牛逼,也不可能凭空掌握相关技术。当时负责技术引进的,都是60年代和7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,他们当年能学到什么知识?即便花钱引进了技术,天天对着别人的图纸,也无法将技术给完全吃透,更别谈进一步的做技术研发。
想要有所作为的领导们就琢磨,既然没有过硬的人才,那咱们就花时间慢慢培养。于是不断花钱引进技术、引进设备,跟跨国企业搞合资,一边搞生产实践,一边积累技术和人才。这个思路放在其他行业是可行的,包括许多制造行业,确确实实成功了。
但是,有个东西叫“摩尔定律”,有个组织叫“巴统”,有个协定叫“瓦森纳协定”。
摩尔定律的内容为:当价格不变时,集成电脑可容纳的元器件数目,约每隔18-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,性能也将提升一倍。
巴统和瓦森纳协定则规定:限制向中国出口最先进的高科技设备,能批准出口的技术设备,通常比最先进的晚两代(加上引进时间和落地消化,中国拿到手的技术通常落后三代)。
这几个东西叠加起来,导致中国引进大量落后的技术和设备。刚开始一两年或许勉强够用,但还没来得及消化,这些技术和设备就已经被彻底淘汰。于是国家的扶持项目宣告失败,过几年政府还是不甘心,又动辄数十亿元的引进技术和设备,结果又迅速被淘汰了。
所以,几年前宋维扬屁都不懂,手里有点小钱就想做芯片制造,等他了解实情之后迅速打消念头。别的不说,设备他就买不到,买落后两三代的东西有个屁用啊!
现在宋维扬非常好奇,盯着工厂里的那些设备问:“张先生,你是怎么把这些先进设备搞到手的?”
张如京笑道:“你猜。”
宋维扬道:“我听到一个传闻,说你找了美国五家教会做担保,保证中芯国际的芯片技术不会用于军事用途,最后才拿到了这些设备的出口许可。”
“哈哈哈哈,”张如京嘴巴都笑歪了,“这个说法很有想象力。”
宋维扬试探道:“高盛在悄悄使力?”
张如京点头说:“高盛和华登做的担保,还出钱游说了一些美国部门。”
“这就说得过去了。”宋维扬瞬间想通。
去年,张如京被迫离开世大半导体,并宣称自己要到大陆开公司。这消息传出,中国大陆、弯弯、新加坡和美国的诸多企业,甚至主动联系张如京给他送钱来,两个月时间就筹集了10亿美元。
其中就有高盛和华登,都是在美国有巨大影响力的公司,他们帮忙弄来高端技术设备就相对简单了。
现在中芯国际的十大股东当中,高盛占股第一,华登占股第二,神州科技占股第三,上实(国企)占股第四,汉鼎(美国)占股第五,祥峰(新加坡)占股第六,说白了就是一家万国血统的合资公司。
而张如京带来的300多人团队,也并非全部来自弯弯,还有新加坡籍程序员,甚至还有从德州仪器追随过来的,公司高管中亦有美国人、意大利人等国际友人。未来还会加入海归派和土木派(清华),再加上创始元老弯弯派,派系又多又乱,只有张如京能够镇得住场面。
等到中芯国际吃了官司,前途无望,许多外国员工就自动离开了。高盛等股东也纷纷减持,国内企业趁机增加投资,把中芯国际彻底变成了“中国血统”。
在这种情况下,每一个新总裁上任之后,首要问题不是抓技术和市场,而是如何掌握公司大权、平衡派系斗争。强势的总裁直接压服,不听话就给我滚;弱势的总裁只能当和事佬,在摩擦当中困难发展;最没用的总裁,直接把中芯国际给玩坏了。
而且三大股东也不省心,因为持股比例太接近,谁都不能真正掌握公司,互相之间能打出狗脑子来。
宋维扬站在工厂车间里,突然产生一个念头,那就是顺其自然,让中芯国际经历一次大挫折。只有到了公司最危险的时刻,高盛、华登、汉鼎、祥峰这些外国股东,才会愿意把手里的股权卖掉,而神州科技才有机会控股中芯国际。
要知道,张如京的能力太强了,手里拿着100亿人民币的启动资金,居然两年时间就把中芯国际做到全球第四。这种下金蛋的母鸡,如果不是被恶意打压得喘不过气来,那些国外股东怎么可能舍得脱手?
而如果神州科技不能做到控股,又如何保证中芯国际的长远稳定发展?
那么就让台积电来起诉侵权,把中芯国际告到快倒闭的地步,神州科技再出手砸钱接盘,顺便把张如京这个能镇住场面的总裁保下来!
还有就是注重人才吸收和培养,一是招揽海龟,二是自己造血。
前面我们说了,90年代的中国没有相关人才,但2000年以后就突然有了。
这些人才不是凭空变出来的,必须在中国读完本科,再去美国那边深造,并在跨国企业工作数年之久,才能掌握真正实用的尖端半导体技术。从这些学生出国到回国,时间跨度至少要10年以上,否则回来的就是半成品!
也即是说,必须是80年代出国的人才,回国之后才能撑起中国半导体的天空。
历史上,中国芯片设计行业那些大佬,许多都是2000年之后陆续回国的,其中不少就被华为和中兴给挖去了。而芯片制造行业的大佬,99%以上都是2000年之后回国的。
2000年之后有个海龟回国潮,因为在这一年颁布了《关于鼓励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的意见》,号召国有企业和机构自主引进海龟。如果这些海龟回国后主持科研项目,并且是国际先进水平或国内急需项目,直接由国家提供科研配套经费。
这些海龟回国后担任要职,还能继续拿美国绿卡,以前是绝对不允许的。而回国任职一段时间,且放弃美国绿卡,还能担任国有企业和机构的法人代表,这同样属于2000年以后才有的规定——以前你如果拿过美国绿卡,除非特例批准,否则不能担任国有企业和机构的法人。
甚至,这些海龟如果家人定居国外,其收入可以直接以外汇形式汇出,每年还有专门的出国探亲假。如果把家庭搬回中国,配偶的工作要帮忙解决,子女上学也要帮忙解决,甚至规定了必须就近安排到条件最好的双语学校、双语班级,这些海龟子女参加中考和高考还能加分。
此项针对高层次海龟的《意见》一出,立即引发了21世纪初的留洋归国潮,这些回国的海龟后来充斥于国内各种尖端行业。
而且,许多高级海龟并不需要这些福利,也不稀罕国家解决妻儿老小的生活,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辞去高薪回国。因为这个政策放出了特别信号,那就是国家非常重视高端技术人才,他们回国创业可以一路绿灯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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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如京带着宋维扬一路走去,他并不主动跟员工说话,员工也完全当他不存在,都在各自忙着手里的工作。
宋维扬自嘲道:“早在几年前,我就想创办芯片制造企业。当时我手里有点钱,于是心血来潮想玩玩尖端科技,结果仔细询问倪院士之后,吓得我赶紧打消异想天开的想法。”
“哈哈哈!”张如京笑得很欢乐。
像倪院士这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,一心想做自主芯片和操作系统,但他也不敢说自己开芯片工厂,只能设计好芯片让弯弯公司代工。
困难有三:一是钱,二是人,三是机器。
而这三个困难因素当中,钱反而是最好解决的,政府如果真想搞,砸锅卖铁也能凑出几百亿啊。
真正困难的是人才和机器,中国政府在过去的20年里,为了发展半导体各种砸钱。但是没有合格的人才,清华和中科大的师生再牛逼,也不可能凭空掌握相关技术。当时负责技术引进的,都是60年代和7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,他们当年能学到什么知识?即便花钱引进了技术,天天对着别人的图纸,也无法将技术给完全吃透,更别谈进一步的做技术研发。
想要有所作为的领导们就琢磨,既然没有过硬的人才,那咱们就花时间慢慢培养。于是不断花钱引进技术、引进设备,跟跨国企业搞合资,一边搞生产实践,一边积累技术和人才。这个思路放在其他行业是可行的,包括许多制造行业,确确实实成功了。
但是,有个东西叫“摩尔定律”,有个组织叫“巴统”,有个协定叫“瓦森纳协定”。
摩尔定律的内容为:当价格不变时,集成电脑可容纳的元器件数目,约每隔18-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,性能也将提升一倍。
巴统和瓦森纳协定则规定:限制向中国出口最先进的高科技设备,能批准出口的技术设备,通常比最先进的晚两代(加上引进时间和落地消化,中国拿到手的技术通常落后三代)。
这几个东西叠加起来,导致中国引进大量落后的技术和设备。刚开始一两年或许勉强够用,但还没来得及消化,这些技术和设备就已经被彻底淘汰。于是国家的扶持项目宣告失败,过几年政府还是不甘心,又动辄数十亿元的引进技术和设备,结果又迅速被淘汰了。
所以,几年前宋维扬屁都不懂,手里有点小钱就想做芯片制造,等他了解实情之后迅速打消念头。别的不说,设备他就买不到,买落后两三代的东西有个屁用啊!
现在宋维扬非常好奇,盯着工厂里的那些设备问:“张先生,你是怎么把这些先进设备搞到手的?”
张如京笑道:“你猜。”
宋维扬道:“我听到一个传闻,说你找了美国五家教会做担保,保证中芯国际的芯片技术不会用于军事用途,最后才拿到了这些设备的出口许可。”
“哈哈哈哈,”张如京嘴巴都笑歪了,“这个说法很有想象力。”
宋维扬试探道:“高盛在悄悄使力?”
张如京点头说:“高盛和华登做的担保,还出钱游说了一些美国部门。”
“这就说得过去了。”宋维扬瞬间想通。
去年,张如京被迫离开世大半导体,并宣称自己要到大陆开公司。这消息传出,中国大陆、弯弯、新加坡和美国的诸多企业,甚至主动联系张如京给他送钱来,两个月时间就筹集了10亿美元。
其中就有高盛和华登,都是在美国有巨大影响力的公司,他们帮忙弄来高端技术设备就相对简单了。
现在中芯国际的十大股东当中,高盛占股第一,华登占股第二,神州科技占股第三,上实(国企)占股第四,汉鼎(美国)占股第五,祥峰(新加坡)占股第六,说白了就是一家万国血统的合资公司。
而张如京带来的300多人团队,也并非全部来自弯弯,还有新加坡籍程序员,甚至还有从德州仪器追随过来的,公司高管中亦有美国人、意大利人等国际友人。未来还会加入海归派和土木派(清华),再加上创始元老弯弯派,派系又多又乱,只有张如京能够镇得住场面。
等到中芯国际吃了官司,前途无望,许多外国员工就自动离开了。高盛等股东也纷纷减持,国内企业趁机增加投资,把中芯国际彻底变成了“中国血统”。
在这种情况下,每一个新总裁上任之后,首要问题不是抓技术和市场,而是如何掌握公司大权、平衡派系斗争。强势的总裁直接压服,不听话就给我滚;弱势的总裁只能当和事佬,在摩擦当中困难发展;最没用的总裁,直接把中芯国际给玩坏了。
而且三大股东也不省心,因为持股比例太接近,谁都不能真正掌握公司,互相之间能打出狗脑子来。
宋维扬站在工厂车间里,突然产生一个念头,那就是顺其自然,让中芯国际经历一次大挫折。只有到了公司最危险的时刻,高盛、华登、汉鼎、祥峰这些外国股东,才会愿意把手里的股权卖掉,而神州科技才有机会控股中芯国际。
要知道,张如京的能力太强了,手里拿着100亿人民币的启动资金,居然两年时间就把中芯国际做到全球第四。这种下金蛋的母鸡,如果不是被恶意打压得喘不过气来,那些国外股东怎么可能舍得脱手?
而如果神州科技不能做到控股,又如何保证中芯国际的长远稳定发展?
那么就让台积电来起诉侵权,把中芯国际告到快倒闭的地步,神州科技再出手砸钱接盘,顺便把张如京这个能镇住场面的总裁保下来!
还有就是注重人才吸收和培养,一是招揽海龟,二是自己造血。
前面我们说了,90年代的中国没有相关人才,但2000年以后就突然有了。
这些人才不是凭空变出来的,必须在中国读完本科,再去美国那边深造,并在跨国企业工作数年之久,才能掌握真正实用的尖端半导体技术。从这些学生出国到回国,时间跨度至少要10年以上,否则回来的就是半成品!
也即是说,必须是80年代出国的人才,回国之后才能撑起中国半导体的天空。
历史上,中国芯片设计行业那些大佬,许多都是2000年之后陆续回国的,其中不少就被华为和中兴给挖去了。而芯片制造行业的大佬,99%以上都是2000年之后回国的。
2000年之后有个海龟回国潮,因为在这一年颁布了《关于鼓励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的意见》,号召国有企业和机构自主引进海龟。如果这些海龟回国后主持科研项目,并且是国际先进水平或国内急需项目,直接由国家提供科研配套经费。
这些海龟回国后担任要职,还能继续拿美国绿卡,以前是绝对不允许的。而回国任职一段时间,且放弃美国绿卡,还能担任国有企业和机构的法人代表,这同样属于2000年以后才有的规定——以前你如果拿过美国绿卡,除非特例批准,否则不能担任国有企业和机构的法人。
甚至,这些海龟如果家人定居国外,其收入可以直接以外汇形式汇出,每年还有专门的出国探亲假。如果把家庭搬回中国,配偶的工作要帮忙解决,子女上学也要帮忙解决,甚至规定了必须就近安排到条件最好的双语学校、双语班级,这些海龟子女参加中考和高考还能加分。
此项针对高层次海龟的《意见》一出,立即引发了21世纪初的留洋归国潮,这些回国的海龟后来充斥于国内各种尖端行业。
而且,许多高级海龟并不需要这些福利,也不稀罕国家解决妻儿老小的生活,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辞去高薪回国。因为这个政策放出了特别信号,那就是国家非常重视高端技术人才,他们回国创业可以一路绿灯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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