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忆录系列 海军协定
我把信递给他,他全神贯注地读起来。
“这信没有向我们说明多少情况,对不对?”福尔摩斯把信交还给我时说道。
“几乎没说明什么。”我说道。
“不过笔迹倒很值得注意呢。”
“不过这笔迹不是他的。”
“确实如此,那是女人写的。”
“一定是男人写的,”我大声说道。
“不,是女人写的,而且是一个具有不平常性格的女人。
你看,重要的是,从调查一开始,我们就知道,你的委托人和一个人有密切关系,那个人,无论从哪方面看,都具有与众不同的性格。这件案子现在已经使我发生了兴趣。如果你乐意的话,我们可以马上动身前往沃金,去看看那位遭遇此种不幸的外交官,和照他的口述代写这封信的女人。”
我们很幸运,正好在滑铁卢车站赶上早班火车,不到一小时,我们已来到了沃金的冷杉和石南树丛中。原来,布里尔布雷是一所大宅邸,孤零零地座落在一片辽阔的土地上,从车站徒步而行,只有几分钟的路程。我们递进了名片,被带到一间摆设雅致的客厅里,过了几分钟,一个相当壮实的人非常殷勤地接待了我们。他的年龄虽已接近四十岁,但双颊红润,目光欢快,仍然给人一种爽直无邪的顽童的印象。
“我十分欢迎你们前来,”他和我们握了握手说道,“珀西整整一早晨都在打听你们的消息。啊,我那可怜的老朋友,他是不放过一根救命稻草的!他的父母要我来迎候你们,因为他们一提到这件事就觉得非常痛苦。”
“我们还不知道案子的详情,”福尔摩斯说道,“我看你不是他们家里的人吧。”
我们的新相识表情惊奇,他低头看了一下,开始大笑了起来。
“当然你是看到我项链坠上的姓名花押字首‘JH’了。”他说道,“我一时还以为你有什么绝招呢。我叫约瑟夫·哈里森,因为珀西就要和我的妹妹安妮结婚,我至少也算是他的一个姻亲吧。你们可以在珀西室内见到我妹妹,两个月来她不辞辛苦地照料他。或许我们最好现在就进去,我知道珀西是多么急于见到你们。”
我们要去的珀西的房间同会客室在一层楼上。这房间布置得既象起居室,又象卧室,满堂优雅地摆着鲜花。一位面如土色、身体衰弱的年轻人躺在长沙发上。沙发靠近窗户,浓郁的花香和初夏宜人的空气从开着的窗户飘进来。一个女人坐在他身旁,我们进屋时,她站起身来。
“要我离开吗,珀西?”她问道。
珀西抓住她的手不让她走。
“你好!华生,”珀西亲热地说道,“我见你留着胡须,几乎认不出你了。我敢说你也不保准能认识我了。我猜,这位就是你那大名鼎鼎的朋友歇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吧?”
我三言两语给他们介绍了一番,两人一同坐下。那个壮实的中年人离开了我们,可是他妹妹的手被病人拉着,只好留在室内。她是一个异常惹人注目的女子,身材略嫌矮胖,显得有些不匀称,但她有美丽的橄榄色面容,一双乌黑的意大利人的大眼睛,一头乌云般的黑发。在她那艳丽的容貌相形之下,她伴侣那苍白的面孔越发显得衰弱而憔悴。
“我不愿浪费你们的时间,”珀西从沙发上坐起来说道,“所以要开门见山地讲这件事。我是一个快乐而有成就的人,福尔摩斯先生,而且就要结婚了。可是一件突如其来的大祸毁掉了我一生的前程。
“华生可能已经告诉过你了,我在外交部供职,通过我舅父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关系,我很快将升任要职了。我舅父担任本届政府的外交大臣,他交给我一些重要任务,我总是办得很好,终于赢得了他对我才能和机智的充分信任。
“大约十个星期以前,更确切地说是在五月二十三日,他把我叫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,先是称赞我工作干得很出色,然后告诉我,要我执行一件新的重要任务。
“他从写字台里拿出一个灰色的纸卷说道:‘这是英国和意大利签定的秘密协定的原本,很遗憾,报上已经透露出一些传闻。最重要的是,不能再有任何消息透漏出去。法国和俄国大使馆正不惜花费巨款来探听这些文件的内容。若不是非常需要一份抄本,我绝不会从我的写字台里把它拿出来。你办公室里有保险柜吗?’
“‘有的,先生。’
“‘那么,把协定拿去锁到你的保险柜里。但我应当叮嘱你:你可以在别人下班后自己呆在办公室里,以便从容不迫地抄写副本,而不用担心被别人偷看。抄好后再把原件和抄本锁到保险柜里,明天早晨一起交给我本人。’
“我拿了这份文件,就……”
“对不起,请稍停一下,”福尔摩斯说道,“谈这话时只有你们两人在场吗?”
“一点不错。”
“在一个大房间里?”
“有三十英尺见方。”
“谈话是在房中间吗?”
“对,差不多在中间。”
“说话声音不高吗?”
“我舅父说话声音向来很低,我几乎没有说话。”
“谢谢你,”福尔摩斯闭上双眼,说道,“请继续讲吧。”
“我完全照他的吩咐做了,等待其他几个职员离开。只有一个叫做查尔斯·戈罗特的还有一点公事没有办完。于是我就出去吃晚餐,让他自己留在办公室里。我回来时,他已经走了。我急于把我这件公事赶出来,因为我知道约瑟夫——
刚才你们见过的哈里森先生——正在城里,要乘十一点钟火车到沃金去,我也想尽可能赶上这趟火车。
“我一看这份协定,立即发觉它确实极端重要,舅父的话丝毫也不夸张。不需细看,我就可以说,它规定了大不列颠王国对三国同盟的立场,同时它也预定了一旦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对意大利海军占完全优势时,英国要采取的对策。协定涉及的问题纯属海军方面的。协定最后是协商双方高级官员的签署。我草草看过之后,就坐下来动手抄写。
“这份文件很长,用法文写成,包括二十六项条文。我尽可能快抄,可是到九点钟才抄了九条,看来,我想赶十一点火车是没有希望了。由于整日劳累加上晚餐没有吃好,我感到昏昏欲睡,头脑麻木,心想喝杯咖啡清醒清醒头脑。楼下有一个小门房,整夜都有一个看门人守在那里,按惯例给每一个加夜班的职员用酒精灯烧咖啡。所以,我就按铃召唤他。
“使我惊奇的是,应召而来的是一个女人,一个身材高大、面容粗俗的老婆子,系着一条围裙。她解释说:她是看门人的妻子,在这里作杂役,我就叫她去煮咖啡。
“我又抄了两条,愈发感到昏昏欲睡,便站起身来,在屋内踱来踱去,伸展一下双腿。咖啡还不见送来,我想知道原因是什么,便打开门,顺走廊走过去看。从我抄写文件的房间出来就是一条笔直的走廊,光线昏暗,是我办公室唯一的出口。走廊尽头有一条转弯的楼梯,看门人的小门房就在楼梯下面的过道旁。楼梯的中间有一个小平台,另有一条走廊通到这个平台,与楼梯在平台处呈丁字形。这第二条走廊尽头有一段楼梯通向旁门,专供仆役使用,也是职员们从查尔斯街走进本楼的捷径。这就是那个地方的略图。”
“谢谢你,我认为我完全听懂你所说的事了,”歇洛克·福尔摩斯说道。
“请您注意,说到最重要的地方了。我走下楼梯,进入大厅,发现看门人正在门房里酣睡,咖啡壶在酒精灯上滚滚沸腾,咖啡都溢到地板上了,我拿下壶,灭掉酒精灯,伸手正要去摇醒那个仍在酣睡的人,突然间他头顶上铃声大振,他一下子就惊醒过来。
“‘费尔普斯先生!’他困惑不解地望着我说道。
“‘我来看看咖啡是不是煮好了。’
“‘我正在煮着,不觉就睡着了。先生,’他望着我,又抬头望着仍在颤动着的电铃,脸上露出更加惊奇的神色。
“‘既然你在这里,先生,那么谁在按铃呢?’他问道。
“‘按铃!’我叫道,‘按什么铃?’
“‘这是在你办公房间按的电铃。’“我的心顿时象被一只冰冷的手揪住一样,这么说,是有人在我的办公室里了,而我那份千金难买的协定就放在桌子上。我发疯似地跑上楼梯奔向走廊,走廊里空无一人,福尔摩斯先生。屋内也没有人。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,只是交我保管的那份文件原本,被人从我的桌上拿走了,只剩下抄本。”
福尔摩斯笔直地坐在椅上,揉搓着双手。我看得出这件案子引起了他的兴趣。“请原谅,那时你怎么办了呢?”他低语道。
“我立即想到盗贼一定是从旁门上楼的。他要是从正门上楼,那我准会碰上他了。”
“你相信,他不会一直藏在室内,或是藏在走廊里吗?你不是说走廊灯光很暗吗?”
“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无论是室内,还是走廊,连一只老鼠也藏不住的。根本没有藏身之处。”
“谢谢你,请往下说吧。”
“看门人见我大惊失色,知道出了什么可怕的事,就跟着我上楼来。我们两人顺走廊奔向通往查尔斯街的陡峭的楼梯,楼底下的旁门关着,没有上锁。我们推开门,冲了出去。我记得很清楚下楼时听到邻近的钟敲了三下,正是九点三刻。”
“这一点非常重要。”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在他的衬衫袖口上记了下来。
“这一夜天色漆黑,下着毛毛细雨,查尔斯街空无一人,可是,街尽头的白厅路上却象平常一样,车辆行人络绎不绝。
我们连帽子也没戴,就沿人行道跑过去,在右手拐角处,看到一个警察站在那里。
“‘出了盗窃案,’我气喘吁吁地说道,‘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被人从外交部偷走了。有人从这条路过去吗?’
“‘我在这里刚站了一刻钟,先生,’警察说道,‘这段时间只有一个人经过,是一个高个子老妇人,披着一条佩兹利披巾。’
“‘哎,那是我妻子,’看门人高声喊道,‘没有别的人过去吗?’
“‘一个人也没有了。’
“‘这么说,这个小偷一定是从左拐角逃走了,’这个家伙扯着我的袖子喊道。
“可是我并不相信,而他企图把我引开,反而增加了我的怀疑。
“‘那个女人是向哪边走的?’
“‘我不知道,先生,我只注意到她走过去,可是我毫无理由去注视她。她似乎很匆忙。’
“‘这有多长时间了?’
“‘啊,没有几分钟。’
“‘不到五分钟吗?’
“‘对,不过五分钟。’
“‘你不过是在浪费时间,先生,现在每分钟都很重要,’看门人高声喊道,‘请相信我,这事和我的老婆绝不相干,快到这条街的左端去吧。好,你不去我去。’说着,他就向左方跑去了。
“可是我一下子追上去,扯住他的衣袖。
“‘你住在哪里?’我问道。
“‘我住在布里克斯顿的艾维巷十六号,’他回答道,‘可是你不要使自己被假线索迷住,费尔普斯先生。我们到这条街的左端去看能不能打听到什么。’“我想,照他的意见办也没有什么坏处,我们两人和警察急忙赶过去,只见街上车水马龙,人来人往,个个都想在这阴雨之夜早些回到安身之处,没有一个闲人能告诉我们谁曾经走过。
“于是我们又返回外交部,把楼梯和走廊搜查一遍,可是毫无结果。通往办公室的走廊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,一有脚印就很容易发现。我们检查得非常仔细,可是连一点脚印的痕迹也没有找到。”
“那天晚上一直在下雨吗?”
“大约从七点钟开始下的雨。”
“那么,那个女人大约在九点钟左右进到室内,穿着带泥的靴子,怎么能没有留下脚印呢?”
“我很高兴你指出这一点。那时我也想到了。这个杂役女工有个习惯,就是在看门人房里脱掉靴子,换上布拖鞋。”
“明白了。那么说,虽然当晚下着雨,却没有发现脚印,对吗?这一连串事件的确非常重要。下一步你们又是怎么做的呢?”
“我们也把房间检查了一遍。这房间不可能有暗门,窗户离地面足有三十英尺。两扇窗户都从里面插上插销了。地板上铺着地毯,不可能有地道门,天花板是普通白灰刷的。我敢拿性命担保,无论是谁偷了我的文件,他只能从房门逃跑。”
“壁炉的情况怎么样呢?”
“那里没有壁炉,只有一个火炉。电铃正在我写字台的右首。谁要按铃都必须到我写字台右首去按。可是为什么罪犯要去按铃呢?这是一个最难解释的疑团。”
“这件事确实非同寻常。你们的下一步措施是什么呢?我想,你们检查过房间,看看那位不速之客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,象烟蒂、失落的手套、发夹或其它什么小东西,是吗?”
“没有这一类东西。”
“没有闻到什么气味吗?”
“唉,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。”
“啊,在调查这样的案件时,即使有一点烟草气味对我们也是很有价值的。”
“我一向不吸烟,我想,只要屋里有一点烟味,我就会闻出来的。可是那里一点烟味也没有。唯一确凿的事实就是看门人的妻子,那个叫坦盖太太的女人,是从那地方慌忙走出来的,看门人对这件事实也无法解释,他只是说他妻子平常就是在这个时间回家。警察和我一致认为,如果文件确实在那个女人手里,那我们最好趁她没把文件脱手就把她抓住。
“这时苏格兰场已接到警报,侦探福布斯先生立即赶来,全力以赴地接过了这件案子。我们租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,半小时就到了看门人告诉我们的地点。一个年轻女子开了门,她是坦盖太太的长女。她母亲还没回来,她把我们让进前厅等候。
“十分钟以后,有人敲门。这时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,对这一点我只能责怪自己。这就是我们没有亲自开门,而是让那个姑娘去开。我们听到她说,‘妈妈,家里来了两个人,正等着要见你。’接着我们就听到一阵脚步声急促地走进过道。福布斯猛然把门推开,我们两个人跑进后屋也就是厨房,可是那女人抢先走了进去。她带着敌意望着我们,后来,突然认出了我,脸上浮现出一种十分诧异的表情。
“‘怎么,这不是部里的费尔普斯先生么!’她大声说道。
“‘喂,喂,你把我们当作什么人了?为什么躲开我们?’我的同伴问道。
“‘我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呢,’她说道,‘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纠葛。’
“‘这理由是不十分充足的,’福布斯回答道,‘我们有根据认为你从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,然后跑到这里处理它。你必须随我们一起到苏格兰场去接受搜查。’
“她提出抗议,进行抵抗,都徒劳无益。我们叫来了一辆四轮马车,三个人都坐进去。临走以前,我们先检查了这间厨房,尤其是厨房里的炉火,看看她是否在她一个人到这儿的时候把文件扔进火里。然而,没有一点碎屑或灰烬的痕迹。我们一到苏格兰场,立即把她交给女搜查员。我非常焦急,好不容易才等到女检查员送来了报告,可是报告说文件毫无踪影。
“这时,我才开始意识到我的处境可怕到了极点,迄今为止,我只顾行动,根本没顾上思考。我一直深信可以很快找到那份协定,因此我根本不敢想如果找不到,后果如何。可是现在既已一筹莫展,我就有空来考虑自己的处境了。这实在太可怕了。华生可能已告诉你,我在学校时,是一个胆怯而敏感的孩子。我的性格就是这样。我想到我舅父和他内阁里的同僚,想到我给他带来的耻辱,给我自己和亲友带来的耻辱,我个人成为这个非常离奇的意外事件的牺牲品,又算得了什么呢?重要的是外交利益事关重大,绝不允许出一点意外事故的。我算毁了,毫无希望地可耻地毁了。我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。我想我一定是当众大闹了一场。我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有一些同事围着我,尽力安慰我。有一个同事陪我一起乘车到滑铁卢,把我送上去沃金的火车。我相信,当时如果不是我的邻居费里尔医生也乘这次火车同行,那么那位同事会一直把我送到家的。这位医生对我照顾得非常周到,也确实多亏他这样照顾我,因为我在车站就已昏厥过一次,在我到家之前几乎成了一个语无伦次的疯子。
“你可以想象,当医生按铃把我家里人从睡梦中惊醒,他们看到我这副样子时的情景。可怜的安妮和我母亲几乎肝肠寸断。费里尔医生刚刚在车站听侦探讲过事情的由来,便把经过对我家人讲了一遍,但无济于事。谁都很清楚,我的病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治好的,所以约瑟夫就被迫匆忙地搬出了这间心爱的卧室,把它改成了我的病房。福尔摩斯先生,我在这里已经躺了九个多星期,不省人事,脑神经极度错乱,要不是哈里森小姐在这里,还有医生的关心,我就是现在也不能和你们讲话。安妮小姐白天照看我,另雇一位护士晚上守护我,因为在我神经病发作时,我什么事都能做出来。我的头脑逐渐清醒过来,不过只是最近三天,我的记忆力才完全恢复。有时我甚至希望它不恢复才好呢。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经手这件案子的福布斯先生发去一封电报。他来到这里,向我说明,虽然用尽一切办法,却找不到任何线索;运用各种手段检查了看门人和他的妻子,也未能把事情弄清楚。于是警方又把怀疑目标落到年轻的戈罗特身上,读者当还记得,戈罗特就是那天晚上下班以后在办公室里逗留过很长时间的那个人。他实际上只有两点可疑:一点是他走得晚,另一点是他的法国姓名。可是,事实是,在他走以前,我还没有开始抄那份协定;他的祖先是胡格诺派教徒血统,但他在习惯和感情上,象你我一样,是英国人的。无论怎么说,也找不出什么确实的根据把他牵连进去。于是这件案子到此就停下来。福尔摩斯先生,我把最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你身上了。如果你使我失望的话,那么我的荣誉和地位都将永远断送了。”
由于谈话过久,感到疲乏,病人便斜靠在垫子上,这时护士给他倒了一杯镇静剂。福尔摩斯头向后仰,双目微闭,坐在那里默默不语,在一个陌生的人看来,似乎是无精打彩的样子,不过我知道这表示他正在非常紧张地思索着。
“你讲得很明白,”他终于说道,“我需要问的问题已经不多了。但是,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还要弄明白。你告诉过什么人你要执行这一项特殊任务吗?”
“一个人也没告诉过。”
“比方说,这里的哈里森小姐你也没有告诉吗?”
“没有。在我接受命令和执行任务这段时间里,我没有回沃金来。”
“你的亲友里没有一个人碰巧去看你吗?”
“没有。”
“你的亲友中有人知道你办公室的路径吗?”
“啊,是的,那里的路径我都告诉过他们。”
“当然,如果你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有关协定的事,那么这些询问就没有必要了。”
“我什么也没讲过。”
“你对看门人了解吗?”
“我只知道他原来是一个老兵。”
“是哪一团的?”
“啊,我听说,是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的。”
“谢谢你。我相信,我能从福布斯那里得知详情。官方非常善于搜集事实,可是他们却不是经常能利用这些事实。啊,玫瑰花这东西多么可爱啊!”
他走过长沙发,到开着的窗前,伸手扶起一根低垂着的玫瑰花枝,欣赏着娇绿艳红的花团。在我看来,这还是他性格中一个新的方面,因为我以前还从未见过他对自然物表现出强烈的爱好。
“天下事没有比宗教更需要推理法的了。”他把背斜靠着百叶窗,说道,“推理法可能被推理学者们逐步树立为一门精密的学科。按照推理法,据我看来,我们对上帝仁慈的最高信仰,就是寄托于鲜花之中。因为一切其它的东西:我们的本领,我们的愿望,我们的食物,这一切首先都是为了生存的需要。而这种花朵就迥然不同了。它的香气和它的色泽都是生命的点缀,而不是生存的条件。只有仁慈才能产生这些不凡的品格。所以我再说一遍,人类在鲜花中寄托着巨大的希望。”
珀西·费尔普斯和他的护理人在福尔摩斯论证时望着他,脸上流露出惊奇和极度失望的神色。福尔摩斯手中拿着玫瑰花陷入沉思,这样过了几分钟,那位年轻的女子打破了沉寂。
“你看出解决这一疑团的希望了吗?福尔摩斯先生,”她用有点刺耳的声音问道。
“啊,这个疑团!”福尔摩斯一愣,才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,回答道,“嗯,如果否认这件案子复杂而又难解,那是愚蠢的。不过我可以答应你们,我要深入调查这件事,并把我所了解的一切情况告诉你们。”
“你看出什么线索了吗?”
“你已经给我提供了七个线索,不过我当然必须先检验一番,才能断定它们的价值。”
“你怀疑哪一个人吗?”
“我怀疑我自己。”
“什么?!”
“怀疑我的结论做得太快。”
“那就回伦敦去检验你的结论吧。”
“你的建议非常妙,哈里森小姐,”福尔摩斯站起身来说道,“我想,华生,我们不能再有更好的办法了。费尔普斯先生,你不要抱过高的奢望。这件事是非常扑朔迷离的。”
“我焦急万分地等着再和你见面。”这位外交人员大声说道。
“好,虽然未必能带给你什么好消息,明天我还是乘这班车来看你。”
“愿上帝保佑你成功,”我们的委托人高声叫道,“我知道正在采取措施,这就给了我新生的力量。顺便说一下,我接到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一封信。”
“啊!他说了些什么?”
“他表示冷淡,但并不严厉。我断定是因为我重病在身他才没有苛责我。他反复说事关绝密,又说除非我恢复了健康,有机会补救我的过失,我的前程——当然他是指我被革职——是无法挽回的。”
“啊,这是合情合理而又考虑周到的,”福尔摩斯说道,“走啊,华生,我们在城里还有一整天的工作要做呢。”
约瑟夫·哈里森先生用马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,我们很快搭上了去朴次茅斯的火车。福尔摩斯沉浸于深思之中,一直缄默无言,直到我们过了克拉彭枢纽站,才张口说话:“无论走哪条铁路线进伦敦,都能居高临下地看到这样一些房子,这真是一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。”
我以为他是在说笑话,因为这景色实在不堪入目,可是他立即解释道:“你看那一片孤立的大房子,它们矗立于青石之上,就象铅灰色海洋中的砖瓦之岛一般。”
“那是一些寄宿学校。”
“那是灯塔,我的伙计!未来的灯塔!每一座灯塔里都装满千百颗光辉灿烂的小种子,将来英国在他们这一代将更加明智富强,我想,费尔普斯这个人不会饮酒吧?”
“我想他不会饮酒。”
“我也这样想,可是我们应该把一切可能都预料到。这可怜的人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,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救他上岸。你认为哈里森小姐怎么样?”
“她是一个性格刚强的姑娘。”
“对,可她是一个好人,不然就是我看错了。她和她的哥哥是诺森伯兰附近一个铁器制造商的仅有的两个孩子。去冬旅行时,费尔普斯与她订了婚,她哥哥陪同她前来和费尔普斯家里人见面。正好出了这件不幸的事,她便留下来照顾未婚夫,她的哥哥约瑟夫·哈里森发觉这里相当舒适,便也留下来。你看,我已经做了一些单独的调查。不过今天一天,我必须进行调查工作。”
“我的医务……”我开始说道。
“啊,若是你觉得你的那些业务比我这案件更重要……”
福尔摩斯有些尖刻地说道。
“我是想说我的医务不妨耽搁一两天,因为这是一年里最清淡的时候。”
“太好了,”福尔摩斯说道,他又恢复了高兴的心情,“那我们就一起来研究这件案子吧。我想应该从访问福布斯入手。
他大概能讲出我们所要的一切细节,然后我们就知道,从哪一方面来破案。”
“你是说,你已经有线索了?”
“对,我们已经有几个线索了,不过只有经过进一步调查,才能检验它的价值。没有犯罪动机的案件是最难查办的。但这件案子并非没有犯罪动机。什么人能从中得到好处呢?法国大使、俄国大使、那位可以把该协定出卖给其中一个大使的人、还有霍尔德赫斯特勋爵。”
“霍尔德赫斯特勋爵!”
“对,可以想象一个政治家出于需要,可以毫不后悔地借机销毁这样一份文件。”
“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不是一个有光荣履历的内阁大臣吗?”
“这是可能的,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点。我们今天就去拜访这位高贵的勋爵,看看他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情况,同时,我已经在进行调查了。”
“已经进行了?”
“对,我从沃金车站给伦敦各家晚报都发了一份电报。每家晚报都将刊登这样一份广告。”
福尔摩斯交给我一张纸,这纸是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,上面用铅笔写着:
五月二十三日晚九点三刻,在查尔斯街外交部门口或附近,从一辆马车上下来一位乘客,知者请将马车号码告知贝克街221号乙,赏金十镑。
“你确信那个盗贼是乘马车来的吗?”
“即使不是也无妨。假使费尔普斯说得不错,无论办公室或走廊都没有藏身之地,那么,那个人一定是从外面进来的。
而如果他在这样阴雨的夜晚从外面进来,走后几分钟就进行检查,也没有发现漆布上留有湿漉漉的脚印,那么,他非常可能是乘车来的。对,我想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推断,他是乘马车来的。”
“这听起来似乎有道理。”
“这是我说的一个线索。它可以使我们得出某种结论。当然,还有那铃声,这是本案最特殊的一点。为什么要按铃呢?是不是那个盗贼出于虚张声势?要不就是有人和盗贼一起进来,故意按铃以防止盗贼行窃。或者是出于无意的?或者是……”他重新陷入方才那种紧张的思索之中,我对他的心情是颇为了解的,他一定是突然又想到了一些新的可能性。
我们到达终点站时,已经三点二十分了,在小饭馆匆忙吃过午餐,立即赶往苏格兰场。因为福尔摩斯已经给福布斯打过电报,所以他正迎候我们。这人五短身材,獐头鼠目,态度尖酸刻薄,毫不友好。特别是他听说了我们的来意以后,对我们更加冷淡。
“在这以前,我已经听说过你的方法,福尔摩斯先生,”他尖酸刻薄地说道,“你很乐意利用警方供给你的一切情报,然后你自己设法去结案,让警方丢脸。”
“恰恰相反,”福尔摩斯说道,“在我过去破获的五十三件案子里,只有四件案子署过我的名,而警方在四十九件案子里获得了全部荣誉。我不责怪你,因为你不了解这个情况,因为你年轻,没有经验。可是如果你想在你的新职业中求得上进,那你最好和我合作而不要反对我。”
“我非常愿意听你指点一二,”这位侦探改变了态度说道,“到目前为止我从办案中的确还没有获得过荣誉呢。”
“你采取过什么措施呢?”
“一直在盯看门人坦盖的梢,但他离开警卫队时名声很好,我们也找不到什么嫌疑。不过他妻子是一个坏家伙,我想,她对这件事知道很多,并不象她表面上装的那样。”
“你跟踪过她吗?”
“我们派了一个女侦探跟踪她。坦盖太太好饮酒,女侦探就趁她高兴陪她饮酒,可是从她身上一无所获。”
“我听说有一些旧货商到过她家?”
“是的,可是她已偿清了欠他们的债务。”
“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呢?”
“一切都正常。看门人刚领到年金,但他们却不象手头宽裕的样子。”
“那天晚上费尔普斯先生按铃要咖啡,她上去应承,对这一点她怎么解释呢?”
“她说,她丈夫非常疲惫,她愿替他代劳。”
“对,过了一会就发现他睡在椅子上,这当然符合情况了。
那么说,除了这女人的品行不好以外,再没有任何别的罪证了。你没有问她,那天晚上她为什么那么匆忙离去吗?连警察都注意到她那慌张的神情了。”
“她那天已经比平常晚了,所以急于赶回家去。”
“你有没有给她指出来,你和费尔普斯先生至少比她晚动身二十分钟,却比她早到?”
“她解释说,这是因为双轮双座马车比公共马车快。”
“她有没有说清楚,为什么到家以后,她跑进后厨房去?”
“她说,因为她的钱放在后厨房里,要取出来付给旧货商。”
“她对每件事都作了答复。你有没有问她,在她离开现场时,可曾遇到或是看见什么人在查尔斯街上徘徊?”
“除了警察她谁也没有看见。”
“好,看来你对她盘问得很彻底。你还采取了一些什么措施呢?”
“这九个星期一直在监视职员戈罗特,但毫无结果。我们也找不出他有什么嫌疑。”
“还有什么?”
“啊,我们已无事可做,因为一点证据也没有。”
“你考虑没有电铃为什么会响呢?”
“啊,我必须承认,这可把我难住了。不管他是谁,也算是够大胆的了,不仅来了,而且还敢发出警报。”
“是的,这确实是件怪事。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情况。如果我要你去抓这个人,我会通知你的。华生,走吧。”
“我们现在到哪里去呢?”我们离开警厅时,我问他。
“去走访霍尔德赫斯特勋爵,这位内阁大臣和未来的英国总理。”
很幸运,我们赶到唐宁街时,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还在办公室。福尔摩斯递进名片,我们立即被召见了。这位内阁大臣按旧式礼节接待了我们,把我们让到放在壁炉两旁豪华的安乐椅上,他站在我们中间的地毯上。此人身材修长、削瘦,轮廓分明,面容亲切,卷曲的头发过早地变成灰白色,显得异常气宇不凡,果然是一位显贵的贵族。
“久闻你的大名,福尔摩斯先生,”他满面笑容地说道,“当然,我不能对你们的来意装做不知。因为本部仅有一件事能引起你的关注。可否问问你是受谁委托前来办理这件案子的?”
“受珀西·费尔普斯先生之托,”福尔摩斯答道。
“啊,我那不幸的外甥!你当然明白,由于我们有亲属关系,我不能对他有丝毫包庇。我担心这件意外事故对他的前途非常不利。”
“可是如果找到这份文件呢?”
“啊,那当然就是另一回事了。”
“我有一两个问题想问问你,霍尔德赫斯特勋爵。”
“我很高兴尽我所知奉告。”
“你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吩咐抄写文件的吗?”
“是这样。”
“就是说你们的谈话很难被偷听吧?”
“毫无偷听的可能。”
“你是否对任何人提到过,你打算叫人抄写这份协定?”
“从来没有。”
“你肯定这点吗?”
“绝对肯定。”
“好,既然你从来没说过,费尔普斯也从来没说过,并且再没有别人知道这件事,那么,盗贼来到办公室就纯属偶然的了。他看到这是个机会,便顺手偷走了文件。”
这位内阁大臣笑了。
“你说的已经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以内了。”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说道。
福尔摩斯沉思片刻。“还有另外极为重要的一点,我想和你商讨一下,”他说道,“据我所知,你担心这一协定的详情一经传出,就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。”
这位内阁大臣富有表情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,说道:“当然会有极其严重的后果。”
“已经产生严重后果了吗?”
“还没有。”
“如果这份协定已经落到,比如说法国或俄国外交部手中,你认为你能听到音信吗?”
“我一定能听到,”霍尔德赫斯特面色不快地说道。
“这么说,既然将近十个星期已经过去,一直没有听到消息,这就有根据设想,由于某种原因,协定还没有落到法、俄外交部手中。”
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耸耸双肩。
“福尔摩斯先生,我们很难设想,盗贼偷走这份协定只是为了装进柜子,或是把它挂起来。”
“或许他是在等待高价出售。”
“如果他要再稍等一些日子,那文件就根本一文不值了。因为再过几个月,这份协定就不成其为秘密了。”
“这一点非常重要,”福尔摩斯说道,“当然,还可以设想,盗贼突然病倒了……”
“比如说,得了神经失常,是吗?”内阁大臣迅速扫了福尔摩斯一眼,问道。
“我并没有这样说,”福尔摩斯冷静地说道,“现在,霍尔德赫斯特勋爵,我们已经耽搁了你很多宝贵的时间,我们要向你告辞了。”
“祝你成功地查出罪犯,不管他是谁。”这位贵族把我们送出门外,向我们点头说道。
“他是一个杰出的人,”我们走到白厅街时,福尔摩斯说道,“不过他要保住他的官职,还要作一场斗争才行。他远不富有,可是开销颇大。你当然注意到了他的长统靴子已经换过鞋底了。现在,华生,我不再多耽误你的正经工作。除非我那份寻找马车的广告有了回音,今天我就无事可作了。不过,如果你明天能和我一起乘昨天坐过的那一班车到沃金去,我还是感激不尽的。”
第二天早晨我如约见到了他,一同乘火车到沃金去。他说,他的广告毫无回音,而这件案子也毫无头绪。他说话时,尽力把面孔绷得象印第安人一样呆板,因此我不能从他面容上判断出他对这件案子的现状究竟是否满意。我记得,他谈到贝蒂荣测量法[贝蒂荣(1853—1914):法国资产阶级刑事侦察学家,曾提出所谓“人身测定法”,即根据年龄、比较骨骼、结合摄影和指纹等方法鉴别罪犯,被称为“贝蒂荣测量法”。——译者注],他对这位法国学者非常赞赏。
我们的委托人依然由他那位忠心的护理人精心照料,但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。我们一进门,他就毫不费力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欢迎我们。
“有消息吗?”他迫不及待地问道。
“正象我所预料的,我未能带来好消息。”福尔摩斯说道,“我见到了福布斯,也见到了你的舅父,然而调查了一两个可能发现一些问题的线索。”
“那么说,你还没有失去信心?”
“当然没有。”
“上帝保佑你!听到你这样说真叫人高兴,”哈里森小姐高声说道,“只要我们不失去勇气和耐性,就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。”
“你对我们没有讲多少,可是我们却可以告诉你更多的情况。”费尔普斯重新坐到沙发上说道。
“我希望你弄到了重要情况。”
“是的,昨晚我又遇到一件险事,的确是一件严重的事。”
他说时表情非常严肃,双眼露出近乎恐怖的神色。“你可知道,”他说道,“我开始相信,我已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罪恶阴谋的中心,而他们的目标不仅是我的荣誉,而且还有我的生命。”
“啊!”福尔摩斯叫道。
“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,因为就我所知,我在世上并没有一个仇敌。可是从昨晚的经历看来,我只能得出有人要谋杀我的结论。”
“请讲给我们听一听。”
“你知道,昨晚是我头一夜没叫人在房内护理我,自己一人独睡。我感觉非常好,觉得自己可以不需护理了。不过我夜晚还是点着灯。啊,大约凌晨两点钟,我正睡意矇眬,突然被一阵轻微的声响惊醒。那声音就象老鼠啮咬木板的声音一样。于是我躺着静听了一阵,以为就是老鼠。后来声音越来越大,突然从窗上传来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。我惊异地坐起来,确切无疑地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。头一阵声音是有人从两扇窗户缝隙间插进工具撬窗户的声音,第二阵是拉开窗闩的声音。
“接着声音平息了十分钟左右,好象那人在等着瞧,这些声响是不是把我惊醒了。接着我又听到轻轻的吱吱声,窗户被慢慢打开了。因为我的神经已经不象往常一样,我再也忍不住了,便从床上跳起来,猛然拉开百叶窗。一个人正蹲伏在窗旁。转眼之间他就逃跑了,我没能看清他是谁,因为他头上戴着蒙面布,把面孔的下半部都蒙住了。我只能肯定一件事,那就是他手中拿着凶器。我看是一把长刀。在他转身逃跑时,我清楚地看到刀光闪闪。”
“这非常重要,”福尔摩斯说道,“请问你后来怎么办了?”
“我要是身体硬朗一点儿,那一定要翻窗去追他。可是那时我只能按铃把全家人叫醒。这就耽误了一点时间,因为这铃装在厨房里,而仆人们又都睡在楼上。不过,我大声喊叫,叫来了约瑟夫,他又把其他人叫醒。约瑟夫和马夫在窗外花圃上发现了脚印,可是近来天气异常干燥,他们跟踪追查到草地,就再也找不到脚印了。然而,位于路边的木栅栏上,有一个地方有一些痕迹,他们告诉我说,好象有人从那儿翻过去,在翻越时把栏杆尖都碰断了。因为我想我最好先听取你的意见,所以还没有告诉本地警察。”
我们的委托人讲述的这段经历,显然在歇洛克·福尔摩斯身上产生了特别的作用。他从椅上站起来,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,在室内踱来踱去。
“真是祸不单行,”费尔普斯笑着说道,虽然这件险事显然使他有些受惊了。
“你确实担着一份儿风险呢,”福尔摩斯说道,“你看能不能和我一起到宅院四周去散散步?”
“啊,可以,我愿意晒晒太阳。约瑟夫也一起去吧。”
“我也去,”哈里森小姐说道。
“恐怕你还是不去为好,”福尔摩斯摇头说道,“我想我必须请你就留在这里。”
姑娘怏怏不乐地坐回原来的位置,而她哥哥则加入我们的行列中,于是我们四人一同出了门。我们走过草坪来到这位年轻外交家的窗外。正如他所讲的那样,花圃上的确有一些痕迹,可是已非常模糊不清无法辨认了。福尔摩斯俯身看了一会儿,接着就耸耸肩站起身来。
“我看谁也不能从这些痕迹上发现多少情况,”他说道,“我们到宅子四周走走看看盗贼为什么偏偏选中了这所房屋。
照我看来,这间客厅和餐室的大窗户应该对他更有诱惑力。”
“可是那些窗户从大路上可以看得很清楚,”约瑟夫·哈里森先生提醒说。
“啊,对,当然了。可是这里有一道门,他完全可以从这里试一试。这道门是干什么用的?”
“这是供商人进出的侧门。夜晚当然是锁上的。”
“以前你受过象这样的惊吓吗?”
“从来没有,”我们的委托人说道。
“你房子里有金银餐具或其它招引盗贼的东西吗?”
“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。”
福尔摩斯双手插进衣袋,以一种从未有过的疏忽大意的神情,在房屋周围遛来遛去。
“顺便说一下,”福尔摩斯对约瑟夫·哈里森说道,“听说你发现一处地方,那个人从那儿翻越过栅栏。让我们去看看!”
这个矮胖的中年人把我们引到一处,那地方有一根木栏杆的尖被人碰断了。一小段木片还在耷拉着。福尔摩斯把它折断,注意地查看着。
“你认为这是昨天夜晚碰断的吗?这痕迹看来很陈旧,对吧?”
“啊,可能是这样。”
“这儿也没有从栅栏跳到外边去的脚印。不,我看在这儿找不到什么线索,还是回卧室去商量商量吧。”
珀西·费尔普斯被未来的姻兄搀扶着,走得非常慢。福尔摩斯和我急速穿过草坪,回到卧室里开着的窗前,那两人还远远落在后面。
“哈里森小姐,”福尔摩斯非常严肃地说道,“你一定要整天守在这里不动。发生任何事情你也不要离开这里。这是极端重要的。”
“福尔摩斯先生,如果你要我这样作,我一定照办,”姑娘惊奇地说道。
“在你去睡觉前,请从外面把屋门锁上,自己拿着钥匙。请答应我照这样去做。”
“可是珀西呢?”
“他要和我们一起去伦敦。”
“那我留在这里吗?”
“这是为了他的原故。你可以给他帮很大的忙。快点!快答应吧!”
她很快点了点头,表示应允,这时那两个人刚好走进屋来。
“你为什么愁眉苦脸地坐在这里,安妮?”她哥哥高声喊道,“出去晒晒太阳吧!”
“不,谢谢你,约瑟夫。我有点头痛,这间屋子挺凉爽,正合我意。”
“你现在有什么打算,福尔摩斯先生?”我们的委托人问道。
“啊,我们不能因为调查这件小事而失去主要调查目标。
如果你能和我们一起到伦敦去,那对我的帮助就很大了。”
“马上就走吗?”
“对,你方便的话,越快越好,一小时内怎样?”
“我感到身体非常硬朗了,我真能助你一臂之力吗?”
“非常可能。”
“大概你要我今晚住在伦敦吧?”
“我正打算建议你这样做。”
“那么,如果我那位夜中之友再来拜访我,他就会扑空了。
福尔摩斯先生,我们一切听你吩咐,你一定要告诉我们你打算怎么办。或许你想让约瑟夫和我们一起去,以便照顾我?”
“啊,不必了,你知道我的朋友华生是医生,他会照顾你的。如果你答应这么办,那我们就在这里吃午餐,饭后三人一同进城。”
一切都照他的建议安排停当,只有哈里森小姐按照福尔摩斯的意见,找个借口留在这间卧室里。我想象不出我的朋友究竟耍的什么花招,莫不是他想让那位姑娘离开费尔普斯?
费尔普斯正因为已经恢复了健康并期望参加行动,高高兴兴地和我们一起在餐室进午餐。但是,福尔摩斯还有一件更使我们大为吃惊的事,因为他在陪同我们到车站并送我们上车以后,不慌不忙地声明说,他不打算离开沃金了。
“在我走以前,有一两件小事我要弄清楚。”他说道,“费尔普斯先生,你不在这里,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对我更有利。华生,你们到伦敦以后,你一定答应我,立即和我们的朋友一同乘车到贝克街去,一直等到我再见到你们为止。好在你们两人是老同学,一定有许多事可以谈的。今晚费尔普斯先生可以住在我那间卧室里。我明天早晨乘八点钟的火车到滑铁卢车站,赶得上和你们一起进早餐。”
“可是我们在伦敦进行调查的事怎么办呢?”费尔普斯沮丧地问道。
“我们明天可以做这些事。我想我现在留在这里正是十分必要的。”
“你回布里尔布雷去后可以告诉他们说,我想明天晚上回去,”我们的火车刚要离开月台时,费尔普斯喊道。
“我不一定回布里尔布雷去,”福尔摩斯答道,在我们的火车离站时,他向我们高高兴兴地挥手致意。
费尔普斯和我一路上都在谈论这件事,可是谁也不能对他这个新行动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理由来。
“我猜想,他是想找出昨夜盗窃案的线索,如果真有盗贼的话。至于我自己,我决不相信那是一个普通的盗贼。”
“那么,你自己的意见是什么呢?”
“老实说,不管你是否把它归结为我的神经脆弱,可是我相信,在我周围正进行着某种隐秘的政治阴谋,并且由于某种我不能理解的原因,这些阴谋家想谋害我的性命。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夸张和荒谬,可是请考虑一下事实吧!为什么盗贼竟想撬开无物可盗的卧室的窗户?他又为什么手中拿着长刀呢?”
“你肯定那不是撬门用的撬棍吗?”
“啊,不,是一把刀。我很清楚地看到刀光一闪。”
“可是究竟为什么会怀有那样深的仇恨来袭击你呢?”
“啊,问题就在这里了。”
“好,如果福尔摩斯也这样看,那么这就可以说明他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。对吗?假设你的想法是对的,他能抓住那个昨夜威胁过你的人,那他就向找到偷海军协定的人这个目标前进了一大步。若设想你有两个仇人。一个偷了你的东西,另一个来威胁你的生命,那未免太荒谬可笑了。”
“可是福尔摩斯说他不回布里尔布雷去。”
“我了解他不是一天半天了,”我说道,“我还从来没见过他没有充分理由就去做什么事情。”说到这里,我们便转入了其他话题。
可是这一天把我弄得疲惫不堪。费尔普斯久病之后依然虚弱,他所遭遇的不幸更加使他易于激怒,紧张不安。我尽力讲一些我在阿富汗、在印度的往事,讲一些社会问题,讲一些能给他消愁解闷的事,来使他开心,但都无济于事。他总是念念不忘那份丢失的协定,他惊异着,猜测着,思索着,想知道福尔摩斯正在做什么,霍尔德赫斯特勋爵正在采取什么措施,明天早晨我们会听到什么消息。夜色深沉之后,他由激动变得痛苦异常。
“你非常信赖福尔摩斯吗?”
“我亲眼见他办了许多出色的案子。”
“可是他还从未侦破过象这样毫无头绪的案子吧?”
“啊,不,我知道他解决过比你这件案子线索还少的案子。”
“但不是关系如此重大的案子吧?”
“这我倒不清楚。但我确实知道,他曾为欧洲三家王室办过极其重要的案子。”
“不过你很了解他,华生。他是一个如此不可思议的人物,我永远也不知如何去理解他。你认为他有希望成功吗?你认为他打算侦破这件案子吗?”
“他什么也没说。”
“这不是一个好兆头。”
“恰恰相反。我曾经注意到,他失去线索的时候总是说失去了线索。在他查到一点线索而又没有十分把握的时候,他就特别沉默寡言。现在,我亲爱的朋友,为这事使自己心神不安,丝毫于事无益,我劝你快上床安睡,明天早上不管消息好坏,都能精神饱满地去处理。”
我终于说服我的同伴接受了我的劝告,但我从他激动的神态看出,他是没有希望安睡的。确实,他的情绪也影响了我,我自己也在床上辗转了半夜,不能入睡,仔细盘算这个奇怪的问题,作了无数的推论,一个比一个不能成立。福尔摩斯为什么留在沃金呢?为什么他要哈里森小姐整天留在病房里呢?为什么他那么小心谨慎,不让布里尔布雷的人知道他打算留在他们附近呢?我绞尽脑汁竭力寻找符合这一切事实的解答,最后才渐渐入睡。
我一觉醒来,已经七点钟了,便立即起身到费尔普斯房里,发现他容颜憔悴,一定是彻夜未眠。他第一句话就问福尔摩斯是否已经回来。
“他既然答应来,”我说道,“就一定会准时来的。”
我的话果然不错,八点刚过,一辆马车疾驰到门前,我的朋友从车上跳下来。我们站在窗前,看到他左手缠着绷带,面色严肃而苍白。他走进宅内,过了一会才来到楼上。
“他似乎精疲力尽了,”费尔普斯喊道。
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。“毕竟,”我说道,“这件案子的线索可能还是在城里。”
费尔普斯呻吟了一声。
“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,”他说道,“可是我对他回来抱有那么多的希望。不过他的手昨天并没有象这样缠着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”
“福尔摩斯,你没有受伤吗?”我的朋友走进屋内时,我问道。
“唉,这不过是由于我手脚笨拙,擦伤了点皮,”他一面点头向我们问候,一面回答道,“费尔普斯先生,你这件案子,同我过去查办过的所有案子相比,确实是最隐秘的了。”
“我怕你对这案子是力不从心了。”
“这是一次十分奇异的经历。”
“你手上的绷带就说明你曾经历过险,”我说道,“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?”
“等吃过早餐再说吧,我亲爱的华生。别忘了今天早晨我从萨里赶了三十英里路。大概,我那份寻找马车的广告还没有着落吧?好了,好了,我们不能指望一切都顺利。”
餐桌已经准备好了,我刚要按铃,赫德森太太就把茶点和咖啡送来了。几分钟以后,她又送上三份早餐,我们一齐就坐,福尔摩斯狼吞虎咽地吃起来,我好奇地望着,费尔普斯闷闷不乐,垂头丧气。
“赫德森太太很善于应急,”福尔摩斯把一盘咖喱鸡的盖子打开说道,“她会做的菜有限,可是象苏格兰女人一样,这份早餐想得很妙。华生,你那是什么菜?”
“一份火腿蛋,”我答道。
“太好了!费尔普斯先生,你喜欢吃什么,咖喱鸡还是火腿蛋?要不然,就请你吃你自己那一份吧。”
“谢谢你,我什么也吃不下去,”费尔普斯说道。
“啊,来吧!请吃一点你面前那一份。”
“谢谢你,我确实不想吃。”
“好,那么,”福尔摩斯调皮地眨了眨眼,说道,“我想你不会拒绝我的好意吧。”
费尔普斯打开盖子,他刚一打开,突然发出一声尖叫,面色象菜盘一样苍白,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盘内。原来盘内放着一个蓝灰色小纸卷。他一把抓起来,双眼直愣愣地看着,然后把那纸卷按在胸前,高兴得尖声喊叫,在室内如痴如狂地手舞足蹈起来,然后倒在一张扶手椅中,由于过分激动而软弱不堪,筋疲力尽。我们只好给他灌了一点白兰地,使他不至昏厥过去。
“好啦!好啦!”福尔摩斯轻轻拍着费尔普斯的肩膀,安慰他说,“象这样突然把它放到你面前,实在是太糟糕了,不过华生会告诉你,我总是忍不住想把事情做得带点戏剧性。”
费尔普斯抓着福尔摩斯的手吻个不停。
“上帝保佑你!”他大声喊道,“你挽救了我的荣誉。”
“好啦,你知道,这也关系着我自己的荣誉,”福尔摩斯说道,“我应该请你放心,我办案失败,和你受托失信一样,都是不愉快的。”
费尔普斯把这份珍贵文件揣进他上衣里面贴身的口袋。
“我虽不想再打扰你吃早餐,可是我是渴望知道你是怎样把它弄到手,在哪里找到的。”
歇洛克·福尔摩斯喝完一杯咖啡,又把火腿蛋吃完,然后站起身来,点上烟斗,安然坐到椅子上。
“我讲讲我先做了些什么,后来又是如何着手去做的。”福尔摩斯说道,“从车站和你们分手后,我就悠然自得地徒步而行,经过优美的萨里风景区,来到一个名叫里普利的小村落,在小客店里吃过茶点,然后灌满水壶,口袋里装了一块夹心面包,做好了一切准备。我一直等到傍晚,才又返回沃金,当我来到布里尔布雷旁边的公路时,已是黄昏时分了。
“嗯,我一直等到公路上渺无人迹——我想,那条公路上行人从来不太多的——于是我爬过栅栏,来到屋后宅地。”
“那大门日夜都是开着的啊,”费尔普斯突然喊道。
“不错,可是我特别喜爱这么干。我选择了长着三棵枞树的地方,在这些枞树掩蔽下,我走了过去,屋子里没有一个人能看到我。我蹲伏在旁边的灌木丛中,从一棵树匍匐前进到另一棵——我裤子膝盖破成这样就是证明,一直爬到你卧室窗户对过的那丛杜鹃花旁边。我在那儿蹲下来,等候事情的发展。
“你房里的窗帘还没有放下,我可以望见哈里森小姐坐在桌旁看书。她合上书关牢百叶窗退出卧室时,已是十点一刻了。
“我听到她关门,清楚地听到她用钥匙锁门的声音。”
“钥匙?”费尔普斯突然喊道。
“对,我事先吩咐过哈里森小姐,在她就寝时,从你的卧室外面把门锁上,并且亲自拿着钥匙。她一丝不苟地执行了我的各项命令,肯定说,要是没有她的合作,你就不会找到你上衣口袋中的那份文件了,后来她走开了,灯也熄了,我依旧蹲在杜鹃花丛中。
“夜色晴朗,但守候起来仍然是令人厌烦的。当然,那种激动的心情,就如同渔人躺在河边守候鱼群一样。不过,时间等得非常久,华生,几乎就象你我在查究‘斑点带子案’那个小问题时,在那间死气沉沉的屋子里等候的时间一样长。沃金教堂的钟声一刻钟一刻钟地响过去,我不止一次地想,也许不会发生什么事了。可是,终于在凌晨两点钟左右,我突然听到拉开门闩和钥匙转动的响声。顷刻间,供仆役出入的门开了,约瑟夫·哈里林先生在月光下走了出来。”
“约瑟夫?!”费尔普斯突然喊道。
“他光着头,可是肩上披着一件黑斗篷,以便在遇到紧急情况时,他可以立即把脸蒙上。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墙壁阴影下,接近窗户,将一把长薄片刀插入窗框,拨开窗闩。然后他撬开窗户,又把刀子插进百叶窗缝中,把百叶窗打开了。
“我从藏身的地方可以看清室内情况和他的一举一动。他点燃壁炉台上的两支蜡烛,动手卷起门旁地毯的一角。一会儿弯腰取下一块小方木板,那是供管子工修理煤气管道接头时用的。这块木板盖着丁字形煤气管接头,有条管子通往楼下厨房,是给厨房供煤气用的。约瑟夫从这隐蔽之处取出一小卷纸来,把木板重新盖好,又把地毯铺平,吹熄了蜡烛,因为我正站在窗外守候他,他一下子撞进我怀里。
“啊,约瑟夫先生比我想象的还要凶恶得多!他拿刀向我扑来,我不得不再次抓住他,在我占上风之前,我指节上让刀划伤了。在我们结束搏斗之后,他由于仅能用一只眼看人,看起来象个凶犯,可是他听了我的劝告,把文件交了出来。我拿到文件,便放他走了。不过我今早给福布斯发了一份电报,把详情都告诉他了。如果他动作麻利,能抓住他要捉的人,那就太好了。可是如果象我预料的那样,他赶到那里人已经逃走了,呃,那政府还巴不得呢。我想,首先,霍尔德赫斯特勋爵,其次,珀西·费尔普斯先生都宁愿这件案子不经违警罪法庭审理才好呢。”
“我的天啊!”我们的委托人呻吟道,“请告诉我,难道在我极其痛苦的十个星期中,这份失窃文件始终和我一起在那间屋子里吗?”
“正是这样。”
“那么约瑟夫!约瑟夫是一个恶棍和盗贼了!”
“嗨!恐怕约瑟夫是一个比他外表看来更阴险、更危险的人物。从他今早对我所说的话来看,我推测他在股票交易中亏了血本,为了转转运气,什么坏事都准备去干。作为一个极端自私的人,一碰到机会,他既不顾他妹妹的幸福,也不考虑你的名誉。”
珀西·费尔普斯坐回他的椅中。“我的头都昏了,”他说道,“你的话使我更加晕头转向。”
“你这件案子最主要的困难,”福尔摩斯说教似地指出道,“就在于线索太多。极重要的线索被毫不相干的迹象遮掩住了。我们面前的事实非常多,只能从中选择必要的,按顺序把它们串起来,以便重视这一连串怪事的各个环节。我开始对约瑟夫产生怀疑的根据是,你曾打算在失窃的那天晚上和他一起回家,我很自然想到他必然会来找你,因为他对外交部很熟悉,又是顺路。后来我听你说有人急于潜入那间卧室。
我想,只有约瑟夫才可能把东西藏在那间卧室里——你对我们说过你那天和医生一起回到卧室时,是怎样让约瑟夫搬出卧室的——到那时我的怀疑就变成了肯定。特别是头一夜没有人陪你住,就有人企图潜入室内,这说明这位不速之客对房内的情况很熟悉。”
“我是多么有眼无珠啊!”
“我查明这件案子的事实经过是这样的:约瑟夫·哈里森从通向查尔斯街的那个旁门走进外交部,因为他熟悉路,所以在你离开办公室时,他直接闯进去,发现那里一个人也没有,立刻按起电铃来,正在按铃时,一眼看到桌上的文件。一瞥之间,他觉得他面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,可以得到一份极有价值的国家文件,他一下子把它揣到口袋里扬长而去。正如你所回忆的那样,过了几分钟打盹刚醒的看门人才提醒你注意铃声,这一点时间是足够盗贼逃跑的了。
“他乘第一班车回到沃金,检查了赃物,肯定它极为珍贵,便把那份协定藏到他认为非常安全的地方,企图一两天内取出,送到法国大使馆或他认为可以出高价的任何地方。可是你突然返回家中。他措手不及,就被迫从那间卧室搬了出来。
从那时以后,屋里一直至少有两个人在,使他再也无法拿出他的珍宝。这种情况简直使他急得发疯。不过他终于看到了机会。他设法潜入室内,可是你没有睡熟,挫败了他的计划。
你可能还记得,那天晚上你没有服用平常吃的那种药。”
“我记得。”
“我想,他一定在那药里做了手脚,因此他相信你一定会毫无知觉了。当然,我知道,不管什么时候,只要他觉得能毫无危险地重新再干,那他还是要再去试试的。你离开卧室自然是他求之不得的机会。我让哈里森小姐整天待在屋里,为的是使他不能趁我们不在时先下手。我一方面使他误认为没有危险,一方面,正如刚才说过的,监视着卧室内的动静。我早就知道文件十之八九是藏在卧室里,但我不愿拆开所有的地板和壁脚去搜寻它。我让他自己从隐藏之处拿出来,我就省了许多麻烦。还有什么地方我没有讲清楚的吗?”
“第一次他本来可以从门里进去,为什么偏要撬窗户呢?”
我问道。
“从门里进他得绕过七间卧室,另一方面,他从窗户却可以毫不费力地跳进草坪。还有什么问题吗?”
“你不认为,”费尔普斯问道,“他有什么行凶的企图吗?
那把刀子只能作凶器用啊。”
“可能是这样,”福尔摩斯耸耸双肩回答道,“我只能肯定地说,约瑟夫·哈里林先生绝对不是一个肯发善心的君子。”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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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信没有向我们说明多少情况,对不对?”福尔摩斯把信交还给我时说道。
“几乎没说明什么。”我说道。
“不过笔迹倒很值得注意呢。”
“不过这笔迹不是他的。”
“确实如此,那是女人写的。”
“一定是男人写的,”我大声说道。
“不,是女人写的,而且是一个具有不平常性格的女人。
你看,重要的是,从调查一开始,我们就知道,你的委托人和一个人有密切关系,那个人,无论从哪方面看,都具有与众不同的性格。这件案子现在已经使我发生了兴趣。如果你乐意的话,我们可以马上动身前往沃金,去看看那位遭遇此种不幸的外交官,和照他的口述代写这封信的女人。”
我们很幸运,正好在滑铁卢车站赶上早班火车,不到一小时,我们已来到了沃金的冷杉和石南树丛中。原来,布里尔布雷是一所大宅邸,孤零零地座落在一片辽阔的土地上,从车站徒步而行,只有几分钟的路程。我们递进了名片,被带到一间摆设雅致的客厅里,过了几分钟,一个相当壮实的人非常殷勤地接待了我们。他的年龄虽已接近四十岁,但双颊红润,目光欢快,仍然给人一种爽直无邪的顽童的印象。
“我十分欢迎你们前来,”他和我们握了握手说道,“珀西整整一早晨都在打听你们的消息。啊,我那可怜的老朋友,他是不放过一根救命稻草的!他的父母要我来迎候你们,因为他们一提到这件事就觉得非常痛苦。”
“我们还不知道案子的详情,”福尔摩斯说道,“我看你不是他们家里的人吧。”
我们的新相识表情惊奇,他低头看了一下,开始大笑了起来。
“当然你是看到我项链坠上的姓名花押字首‘JH’了。”他说道,“我一时还以为你有什么绝招呢。我叫约瑟夫·哈里森,因为珀西就要和我的妹妹安妮结婚,我至少也算是他的一个姻亲吧。你们可以在珀西室内见到我妹妹,两个月来她不辞辛苦地照料他。或许我们最好现在就进去,我知道珀西是多么急于见到你们。”
我们要去的珀西的房间同会客室在一层楼上。这房间布置得既象起居室,又象卧室,满堂优雅地摆着鲜花。一位面如土色、身体衰弱的年轻人躺在长沙发上。沙发靠近窗户,浓郁的花香和初夏宜人的空气从开着的窗户飘进来。一个女人坐在他身旁,我们进屋时,她站起身来。
“要我离开吗,珀西?”她问道。
珀西抓住她的手不让她走。
“你好!华生,”珀西亲热地说道,“我见你留着胡须,几乎认不出你了。我敢说你也不保准能认识我了。我猜,这位就是你那大名鼎鼎的朋友歇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吧?”
我三言两语给他们介绍了一番,两人一同坐下。那个壮实的中年人离开了我们,可是他妹妹的手被病人拉着,只好留在室内。她是一个异常惹人注目的女子,身材略嫌矮胖,显得有些不匀称,但她有美丽的橄榄色面容,一双乌黑的意大利人的大眼睛,一头乌云般的黑发。在她那艳丽的容貌相形之下,她伴侣那苍白的面孔越发显得衰弱而憔悴。
“我不愿浪费你们的时间,”珀西从沙发上坐起来说道,“所以要开门见山地讲这件事。我是一个快乐而有成就的人,福尔摩斯先生,而且就要结婚了。可是一件突如其来的大祸毁掉了我一生的前程。
“华生可能已经告诉过你了,我在外交部供职,通过我舅父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关系,我很快将升任要职了。我舅父担任本届政府的外交大臣,他交给我一些重要任务,我总是办得很好,终于赢得了他对我才能和机智的充分信任。
“大约十个星期以前,更确切地说是在五月二十三日,他把我叫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,先是称赞我工作干得很出色,然后告诉我,要我执行一件新的重要任务。
“他从写字台里拿出一个灰色的纸卷说道:‘这是英国和意大利签定的秘密协定的原本,很遗憾,报上已经透露出一些传闻。最重要的是,不能再有任何消息透漏出去。法国和俄国大使馆正不惜花费巨款来探听这些文件的内容。若不是非常需要一份抄本,我绝不会从我的写字台里把它拿出来。你办公室里有保险柜吗?’
“‘有的,先生。’
“‘那么,把协定拿去锁到你的保险柜里。但我应当叮嘱你:你可以在别人下班后自己呆在办公室里,以便从容不迫地抄写副本,而不用担心被别人偷看。抄好后再把原件和抄本锁到保险柜里,明天早晨一起交给我本人。’
“我拿了这份文件,就……”
“对不起,请稍停一下,”福尔摩斯说道,“谈这话时只有你们两人在场吗?”
“一点不错。”
“在一个大房间里?”
“有三十英尺见方。”
“谈话是在房中间吗?”
“对,差不多在中间。”
“说话声音不高吗?”
“我舅父说话声音向来很低,我几乎没有说话。”
“谢谢你,”福尔摩斯闭上双眼,说道,“请继续讲吧。”
“我完全照他的吩咐做了,等待其他几个职员离开。只有一个叫做查尔斯·戈罗特的还有一点公事没有办完。于是我就出去吃晚餐,让他自己留在办公室里。我回来时,他已经走了。我急于把我这件公事赶出来,因为我知道约瑟夫——
刚才你们见过的哈里森先生——正在城里,要乘十一点钟火车到沃金去,我也想尽可能赶上这趟火车。
“我一看这份协定,立即发觉它确实极端重要,舅父的话丝毫也不夸张。不需细看,我就可以说,它规定了大不列颠王国对三国同盟的立场,同时它也预定了一旦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对意大利海军占完全优势时,英国要采取的对策。协定涉及的问题纯属海军方面的。协定最后是协商双方高级官员的签署。我草草看过之后,就坐下来动手抄写。
“这份文件很长,用法文写成,包括二十六项条文。我尽可能快抄,可是到九点钟才抄了九条,看来,我想赶十一点火车是没有希望了。由于整日劳累加上晚餐没有吃好,我感到昏昏欲睡,头脑麻木,心想喝杯咖啡清醒清醒头脑。楼下有一个小门房,整夜都有一个看门人守在那里,按惯例给每一个加夜班的职员用酒精灯烧咖啡。所以,我就按铃召唤他。
“使我惊奇的是,应召而来的是一个女人,一个身材高大、面容粗俗的老婆子,系着一条围裙。她解释说:她是看门人的妻子,在这里作杂役,我就叫她去煮咖啡。
“我又抄了两条,愈发感到昏昏欲睡,便站起身来,在屋内踱来踱去,伸展一下双腿。咖啡还不见送来,我想知道原因是什么,便打开门,顺走廊走过去看。从我抄写文件的房间出来就是一条笔直的走廊,光线昏暗,是我办公室唯一的出口。走廊尽头有一条转弯的楼梯,看门人的小门房就在楼梯下面的过道旁。楼梯的中间有一个小平台,另有一条走廊通到这个平台,与楼梯在平台处呈丁字形。这第二条走廊尽头有一段楼梯通向旁门,专供仆役使用,也是职员们从查尔斯街走进本楼的捷径。这就是那个地方的略图。”
“谢谢你,我认为我完全听懂你所说的事了,”歇洛克·福尔摩斯说道。
“请您注意,说到最重要的地方了。我走下楼梯,进入大厅,发现看门人正在门房里酣睡,咖啡壶在酒精灯上滚滚沸腾,咖啡都溢到地板上了,我拿下壶,灭掉酒精灯,伸手正要去摇醒那个仍在酣睡的人,突然间他头顶上铃声大振,他一下子就惊醒过来。
“‘费尔普斯先生!’他困惑不解地望着我说道。
“‘我来看看咖啡是不是煮好了。’
“‘我正在煮着,不觉就睡着了。先生,’他望着我,又抬头望着仍在颤动着的电铃,脸上露出更加惊奇的神色。
“‘既然你在这里,先生,那么谁在按铃呢?’他问道。
“‘按铃!’我叫道,‘按什么铃?’
“‘这是在你办公房间按的电铃。’“我的心顿时象被一只冰冷的手揪住一样,这么说,是有人在我的办公室里了,而我那份千金难买的协定就放在桌子上。我发疯似地跑上楼梯奔向走廊,走廊里空无一人,福尔摩斯先生。屋内也没有人。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,只是交我保管的那份文件原本,被人从我的桌上拿走了,只剩下抄本。”
福尔摩斯笔直地坐在椅上,揉搓着双手。我看得出这件案子引起了他的兴趣。“请原谅,那时你怎么办了呢?”他低语道。
“我立即想到盗贼一定是从旁门上楼的。他要是从正门上楼,那我准会碰上他了。”
“你相信,他不会一直藏在室内,或是藏在走廊里吗?你不是说走廊灯光很暗吗?”
“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无论是室内,还是走廊,连一只老鼠也藏不住的。根本没有藏身之处。”
“谢谢你,请往下说吧。”
“看门人见我大惊失色,知道出了什么可怕的事,就跟着我上楼来。我们两人顺走廊奔向通往查尔斯街的陡峭的楼梯,楼底下的旁门关着,没有上锁。我们推开门,冲了出去。我记得很清楚下楼时听到邻近的钟敲了三下,正是九点三刻。”
“这一点非常重要。”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在他的衬衫袖口上记了下来。
“这一夜天色漆黑,下着毛毛细雨,查尔斯街空无一人,可是,街尽头的白厅路上却象平常一样,车辆行人络绎不绝。
我们连帽子也没戴,就沿人行道跑过去,在右手拐角处,看到一个警察站在那里。
“‘出了盗窃案,’我气喘吁吁地说道,‘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被人从外交部偷走了。有人从这条路过去吗?’
“‘我在这里刚站了一刻钟,先生,’警察说道,‘这段时间只有一个人经过,是一个高个子老妇人,披着一条佩兹利披巾。’
“‘哎,那是我妻子,’看门人高声喊道,‘没有别的人过去吗?’
“‘一个人也没有了。’
“‘这么说,这个小偷一定是从左拐角逃走了,’这个家伙扯着我的袖子喊道。
“可是我并不相信,而他企图把我引开,反而增加了我的怀疑。
“‘那个女人是向哪边走的?’
“‘我不知道,先生,我只注意到她走过去,可是我毫无理由去注视她。她似乎很匆忙。’
“‘这有多长时间了?’
“‘啊,没有几分钟。’
“‘不到五分钟吗?’
“‘对,不过五分钟。’
“‘你不过是在浪费时间,先生,现在每分钟都很重要,’看门人高声喊道,‘请相信我,这事和我的老婆绝不相干,快到这条街的左端去吧。好,你不去我去。’说着,他就向左方跑去了。
“可是我一下子追上去,扯住他的衣袖。
“‘你住在哪里?’我问道。
“‘我住在布里克斯顿的艾维巷十六号,’他回答道,‘可是你不要使自己被假线索迷住,费尔普斯先生。我们到这条街的左端去看能不能打听到什么。’“我想,照他的意见办也没有什么坏处,我们两人和警察急忙赶过去,只见街上车水马龙,人来人往,个个都想在这阴雨之夜早些回到安身之处,没有一个闲人能告诉我们谁曾经走过。
“于是我们又返回外交部,把楼梯和走廊搜查一遍,可是毫无结果。通往办公室的走廊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,一有脚印就很容易发现。我们检查得非常仔细,可是连一点脚印的痕迹也没有找到。”
“那天晚上一直在下雨吗?”
“大约从七点钟开始下的雨。”
“那么,那个女人大约在九点钟左右进到室内,穿着带泥的靴子,怎么能没有留下脚印呢?”
“我很高兴你指出这一点。那时我也想到了。这个杂役女工有个习惯,就是在看门人房里脱掉靴子,换上布拖鞋。”
“明白了。那么说,虽然当晚下着雨,却没有发现脚印,对吗?这一连串事件的确非常重要。下一步你们又是怎么做的呢?”
“我们也把房间检查了一遍。这房间不可能有暗门,窗户离地面足有三十英尺。两扇窗户都从里面插上插销了。地板上铺着地毯,不可能有地道门,天花板是普通白灰刷的。我敢拿性命担保,无论是谁偷了我的文件,他只能从房门逃跑。”
“壁炉的情况怎么样呢?”
“那里没有壁炉,只有一个火炉。电铃正在我写字台的右首。谁要按铃都必须到我写字台右首去按。可是为什么罪犯要去按铃呢?这是一个最难解释的疑团。”
“这件事确实非同寻常。你们的下一步措施是什么呢?我想,你们检查过房间,看看那位不速之客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,象烟蒂、失落的手套、发夹或其它什么小东西,是吗?”
“没有这一类东西。”
“没有闻到什么气味吗?”
“唉,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。”
“啊,在调查这样的案件时,即使有一点烟草气味对我们也是很有价值的。”
“我一向不吸烟,我想,只要屋里有一点烟味,我就会闻出来的。可是那里一点烟味也没有。唯一确凿的事实就是看门人的妻子,那个叫坦盖太太的女人,是从那地方慌忙走出来的,看门人对这件事实也无法解释,他只是说他妻子平常就是在这个时间回家。警察和我一致认为,如果文件确实在那个女人手里,那我们最好趁她没把文件脱手就把她抓住。
“这时苏格兰场已接到警报,侦探福布斯先生立即赶来,全力以赴地接过了这件案子。我们租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,半小时就到了看门人告诉我们的地点。一个年轻女子开了门,她是坦盖太太的长女。她母亲还没回来,她把我们让进前厅等候。
“十分钟以后,有人敲门。这时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,对这一点我只能责怪自己。这就是我们没有亲自开门,而是让那个姑娘去开。我们听到她说,‘妈妈,家里来了两个人,正等着要见你。’接着我们就听到一阵脚步声急促地走进过道。福布斯猛然把门推开,我们两个人跑进后屋也就是厨房,可是那女人抢先走了进去。她带着敌意望着我们,后来,突然认出了我,脸上浮现出一种十分诧异的表情。
“‘怎么,这不是部里的费尔普斯先生么!’她大声说道。
“‘喂,喂,你把我们当作什么人了?为什么躲开我们?’我的同伴问道。
“‘我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呢,’她说道,‘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纠葛。’
“‘这理由是不十分充足的,’福布斯回答道,‘我们有根据认为你从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,然后跑到这里处理它。你必须随我们一起到苏格兰场去接受搜查。’
“她提出抗议,进行抵抗,都徒劳无益。我们叫来了一辆四轮马车,三个人都坐进去。临走以前,我们先检查了这间厨房,尤其是厨房里的炉火,看看她是否在她一个人到这儿的时候把文件扔进火里。然而,没有一点碎屑或灰烬的痕迹。我们一到苏格兰场,立即把她交给女搜查员。我非常焦急,好不容易才等到女检查员送来了报告,可是报告说文件毫无踪影。
“这时,我才开始意识到我的处境可怕到了极点,迄今为止,我只顾行动,根本没顾上思考。我一直深信可以很快找到那份协定,因此我根本不敢想如果找不到,后果如何。可是现在既已一筹莫展,我就有空来考虑自己的处境了。这实在太可怕了。华生可能已告诉你,我在学校时,是一个胆怯而敏感的孩子。我的性格就是这样。我想到我舅父和他内阁里的同僚,想到我给他带来的耻辱,给我自己和亲友带来的耻辱,我个人成为这个非常离奇的意外事件的牺牲品,又算得了什么呢?重要的是外交利益事关重大,绝不允许出一点意外事故的。我算毁了,毫无希望地可耻地毁了。我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。我想我一定是当众大闹了一场。我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有一些同事围着我,尽力安慰我。有一个同事陪我一起乘车到滑铁卢,把我送上去沃金的火车。我相信,当时如果不是我的邻居费里尔医生也乘这次火车同行,那么那位同事会一直把我送到家的。这位医生对我照顾得非常周到,也确实多亏他这样照顾我,因为我在车站就已昏厥过一次,在我到家之前几乎成了一个语无伦次的疯子。
“你可以想象,当医生按铃把我家里人从睡梦中惊醒,他们看到我这副样子时的情景。可怜的安妮和我母亲几乎肝肠寸断。费里尔医生刚刚在车站听侦探讲过事情的由来,便把经过对我家人讲了一遍,但无济于事。谁都很清楚,我的病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治好的,所以约瑟夫就被迫匆忙地搬出了这间心爱的卧室,把它改成了我的病房。福尔摩斯先生,我在这里已经躺了九个多星期,不省人事,脑神经极度错乱,要不是哈里森小姐在这里,还有医生的关心,我就是现在也不能和你们讲话。安妮小姐白天照看我,另雇一位护士晚上守护我,因为在我神经病发作时,我什么事都能做出来。我的头脑逐渐清醒过来,不过只是最近三天,我的记忆力才完全恢复。有时我甚至希望它不恢复才好呢。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经手这件案子的福布斯先生发去一封电报。他来到这里,向我说明,虽然用尽一切办法,却找不到任何线索;运用各种手段检查了看门人和他的妻子,也未能把事情弄清楚。于是警方又把怀疑目标落到年轻的戈罗特身上,读者当还记得,戈罗特就是那天晚上下班以后在办公室里逗留过很长时间的那个人。他实际上只有两点可疑:一点是他走得晚,另一点是他的法国姓名。可是,事实是,在他走以前,我还没有开始抄那份协定;他的祖先是胡格诺派教徒血统,但他在习惯和感情上,象你我一样,是英国人的。无论怎么说,也找不出什么确实的根据把他牵连进去。于是这件案子到此就停下来。福尔摩斯先生,我把最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你身上了。如果你使我失望的话,那么我的荣誉和地位都将永远断送了。”
由于谈话过久,感到疲乏,病人便斜靠在垫子上,这时护士给他倒了一杯镇静剂。福尔摩斯头向后仰,双目微闭,坐在那里默默不语,在一个陌生的人看来,似乎是无精打彩的样子,不过我知道这表示他正在非常紧张地思索着。
“你讲得很明白,”他终于说道,“我需要问的问题已经不多了。但是,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还要弄明白。你告诉过什么人你要执行这一项特殊任务吗?”
“一个人也没告诉过。”
“比方说,这里的哈里森小姐你也没有告诉吗?”
“没有。在我接受命令和执行任务这段时间里,我没有回沃金来。”
“你的亲友里没有一个人碰巧去看你吗?”
“没有。”
“你的亲友中有人知道你办公室的路径吗?”
“啊,是的,那里的路径我都告诉过他们。”
“当然,如果你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有关协定的事,那么这些询问就没有必要了。”
“我什么也没讲过。”
“你对看门人了解吗?”
“我只知道他原来是一个老兵。”
“是哪一团的?”
“啊,我听说,是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的。”
“谢谢你。我相信,我能从福布斯那里得知详情。官方非常善于搜集事实,可是他们却不是经常能利用这些事实。啊,玫瑰花这东西多么可爱啊!”
他走过长沙发,到开着的窗前,伸手扶起一根低垂着的玫瑰花枝,欣赏着娇绿艳红的花团。在我看来,这还是他性格中一个新的方面,因为我以前还从未见过他对自然物表现出强烈的爱好。
“天下事没有比宗教更需要推理法的了。”他把背斜靠着百叶窗,说道,“推理法可能被推理学者们逐步树立为一门精密的学科。按照推理法,据我看来,我们对上帝仁慈的最高信仰,就是寄托于鲜花之中。因为一切其它的东西:我们的本领,我们的愿望,我们的食物,这一切首先都是为了生存的需要。而这种花朵就迥然不同了。它的香气和它的色泽都是生命的点缀,而不是生存的条件。只有仁慈才能产生这些不凡的品格。所以我再说一遍,人类在鲜花中寄托着巨大的希望。”
珀西·费尔普斯和他的护理人在福尔摩斯论证时望着他,脸上流露出惊奇和极度失望的神色。福尔摩斯手中拿着玫瑰花陷入沉思,这样过了几分钟,那位年轻的女子打破了沉寂。
“你看出解决这一疑团的希望了吗?福尔摩斯先生,”她用有点刺耳的声音问道。
“啊,这个疑团!”福尔摩斯一愣,才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,回答道,“嗯,如果否认这件案子复杂而又难解,那是愚蠢的。不过我可以答应你们,我要深入调查这件事,并把我所了解的一切情况告诉你们。”
“你看出什么线索了吗?”
“你已经给我提供了七个线索,不过我当然必须先检验一番,才能断定它们的价值。”
“你怀疑哪一个人吗?”
“我怀疑我自己。”
“什么?!”
“怀疑我的结论做得太快。”
“那就回伦敦去检验你的结论吧。”
“你的建议非常妙,哈里森小姐,”福尔摩斯站起身来说道,“我想,华生,我们不能再有更好的办法了。费尔普斯先生,你不要抱过高的奢望。这件事是非常扑朔迷离的。”
“我焦急万分地等着再和你见面。”这位外交人员大声说道。
“好,虽然未必能带给你什么好消息,明天我还是乘这班车来看你。”
“愿上帝保佑你成功,”我们的委托人高声叫道,“我知道正在采取措施,这就给了我新生的力量。顺便说一下,我接到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一封信。”
“啊!他说了些什么?”
“他表示冷淡,但并不严厉。我断定是因为我重病在身他才没有苛责我。他反复说事关绝密,又说除非我恢复了健康,有机会补救我的过失,我的前程——当然他是指我被革职——是无法挽回的。”
“啊,这是合情合理而又考虑周到的,”福尔摩斯说道,“走啊,华生,我们在城里还有一整天的工作要做呢。”
约瑟夫·哈里森先生用马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,我们很快搭上了去朴次茅斯的火车。福尔摩斯沉浸于深思之中,一直缄默无言,直到我们过了克拉彭枢纽站,才张口说话:“无论走哪条铁路线进伦敦,都能居高临下地看到这样一些房子,这真是一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。”
我以为他是在说笑话,因为这景色实在不堪入目,可是他立即解释道:“你看那一片孤立的大房子,它们矗立于青石之上,就象铅灰色海洋中的砖瓦之岛一般。”
“那是一些寄宿学校。”
“那是灯塔,我的伙计!未来的灯塔!每一座灯塔里都装满千百颗光辉灿烂的小种子,将来英国在他们这一代将更加明智富强,我想,费尔普斯这个人不会饮酒吧?”
“我想他不会饮酒。”
“我也这样想,可是我们应该把一切可能都预料到。这可怜的人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,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救他上岸。你认为哈里森小姐怎么样?”
“她是一个性格刚强的姑娘。”
“对,可她是一个好人,不然就是我看错了。她和她的哥哥是诺森伯兰附近一个铁器制造商的仅有的两个孩子。去冬旅行时,费尔普斯与她订了婚,她哥哥陪同她前来和费尔普斯家里人见面。正好出了这件不幸的事,她便留下来照顾未婚夫,她的哥哥约瑟夫·哈里森发觉这里相当舒适,便也留下来。你看,我已经做了一些单独的调查。不过今天一天,我必须进行调查工作。”
“我的医务……”我开始说道。
“啊,若是你觉得你的那些业务比我这案件更重要……”
福尔摩斯有些尖刻地说道。
“我是想说我的医务不妨耽搁一两天,因为这是一年里最清淡的时候。”
“太好了,”福尔摩斯说道,他又恢复了高兴的心情,“那我们就一起来研究这件案子吧。我想应该从访问福布斯入手。
他大概能讲出我们所要的一切细节,然后我们就知道,从哪一方面来破案。”
“你是说,你已经有线索了?”
“对,我们已经有几个线索了,不过只有经过进一步调查,才能检验它的价值。没有犯罪动机的案件是最难查办的。但这件案子并非没有犯罪动机。什么人能从中得到好处呢?法国大使、俄国大使、那位可以把该协定出卖给其中一个大使的人、还有霍尔德赫斯特勋爵。”
“霍尔德赫斯特勋爵!”
“对,可以想象一个政治家出于需要,可以毫不后悔地借机销毁这样一份文件。”
“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不是一个有光荣履历的内阁大臣吗?”
“这是可能的,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点。我们今天就去拜访这位高贵的勋爵,看看他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情况,同时,我已经在进行调查了。”
“已经进行了?”
“对,我从沃金车站给伦敦各家晚报都发了一份电报。每家晚报都将刊登这样一份广告。”
福尔摩斯交给我一张纸,这纸是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,上面用铅笔写着:
五月二十三日晚九点三刻,在查尔斯街外交部门口或附近,从一辆马车上下来一位乘客,知者请将马车号码告知贝克街221号乙,赏金十镑。
“你确信那个盗贼是乘马车来的吗?”
“即使不是也无妨。假使费尔普斯说得不错,无论办公室或走廊都没有藏身之地,那么,那个人一定是从外面进来的。
而如果他在这样阴雨的夜晚从外面进来,走后几分钟就进行检查,也没有发现漆布上留有湿漉漉的脚印,那么,他非常可能是乘车来的。对,我想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推断,他是乘马车来的。”
“这听起来似乎有道理。”
“这是我说的一个线索。它可以使我们得出某种结论。当然,还有那铃声,这是本案最特殊的一点。为什么要按铃呢?是不是那个盗贼出于虚张声势?要不就是有人和盗贼一起进来,故意按铃以防止盗贼行窃。或者是出于无意的?或者是……”他重新陷入方才那种紧张的思索之中,我对他的心情是颇为了解的,他一定是突然又想到了一些新的可能性。
我们到达终点站时,已经三点二十分了,在小饭馆匆忙吃过午餐,立即赶往苏格兰场。因为福尔摩斯已经给福布斯打过电报,所以他正迎候我们。这人五短身材,獐头鼠目,态度尖酸刻薄,毫不友好。特别是他听说了我们的来意以后,对我们更加冷淡。
“在这以前,我已经听说过你的方法,福尔摩斯先生,”他尖酸刻薄地说道,“你很乐意利用警方供给你的一切情报,然后你自己设法去结案,让警方丢脸。”
“恰恰相反,”福尔摩斯说道,“在我过去破获的五十三件案子里,只有四件案子署过我的名,而警方在四十九件案子里获得了全部荣誉。我不责怪你,因为你不了解这个情况,因为你年轻,没有经验。可是如果你想在你的新职业中求得上进,那你最好和我合作而不要反对我。”
“我非常愿意听你指点一二,”这位侦探改变了态度说道,“到目前为止我从办案中的确还没有获得过荣誉呢。”
“你采取过什么措施呢?”
“一直在盯看门人坦盖的梢,但他离开警卫队时名声很好,我们也找不到什么嫌疑。不过他妻子是一个坏家伙,我想,她对这件事知道很多,并不象她表面上装的那样。”
“你跟踪过她吗?”
“我们派了一个女侦探跟踪她。坦盖太太好饮酒,女侦探就趁她高兴陪她饮酒,可是从她身上一无所获。”
“我听说有一些旧货商到过她家?”
“是的,可是她已偿清了欠他们的债务。”
“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呢?”
“一切都正常。看门人刚领到年金,但他们却不象手头宽裕的样子。”
“那天晚上费尔普斯先生按铃要咖啡,她上去应承,对这一点她怎么解释呢?”
“她说,她丈夫非常疲惫,她愿替他代劳。”
“对,过了一会就发现他睡在椅子上,这当然符合情况了。
那么说,除了这女人的品行不好以外,再没有任何别的罪证了。你没有问她,那天晚上她为什么那么匆忙离去吗?连警察都注意到她那慌张的神情了。”
“她那天已经比平常晚了,所以急于赶回家去。”
“你有没有给她指出来,你和费尔普斯先生至少比她晚动身二十分钟,却比她早到?”
“她解释说,这是因为双轮双座马车比公共马车快。”
“她有没有说清楚,为什么到家以后,她跑进后厨房去?”
“她说,因为她的钱放在后厨房里,要取出来付给旧货商。”
“她对每件事都作了答复。你有没有问她,在她离开现场时,可曾遇到或是看见什么人在查尔斯街上徘徊?”
“除了警察她谁也没有看见。”
“好,看来你对她盘问得很彻底。你还采取了一些什么措施呢?”
“这九个星期一直在监视职员戈罗特,但毫无结果。我们也找不出他有什么嫌疑。”
“还有什么?”
“啊,我们已无事可做,因为一点证据也没有。”
“你考虑没有电铃为什么会响呢?”
“啊,我必须承认,这可把我难住了。不管他是谁,也算是够大胆的了,不仅来了,而且还敢发出警报。”
“是的,这确实是件怪事。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情况。如果我要你去抓这个人,我会通知你的。华生,走吧。”
“我们现在到哪里去呢?”我们离开警厅时,我问他。
“去走访霍尔德赫斯特勋爵,这位内阁大臣和未来的英国总理。”
很幸运,我们赶到唐宁街时,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还在办公室。福尔摩斯递进名片,我们立即被召见了。这位内阁大臣按旧式礼节接待了我们,把我们让到放在壁炉两旁豪华的安乐椅上,他站在我们中间的地毯上。此人身材修长、削瘦,轮廓分明,面容亲切,卷曲的头发过早地变成灰白色,显得异常气宇不凡,果然是一位显贵的贵族。
“久闻你的大名,福尔摩斯先生,”他满面笑容地说道,“当然,我不能对你们的来意装做不知。因为本部仅有一件事能引起你的关注。可否问问你是受谁委托前来办理这件案子的?”
“受珀西·费尔普斯先生之托,”福尔摩斯答道。
“啊,我那不幸的外甥!你当然明白,由于我们有亲属关系,我不能对他有丝毫包庇。我担心这件意外事故对他的前途非常不利。”
“可是如果找到这份文件呢?”
“啊,那当然就是另一回事了。”
“我有一两个问题想问问你,霍尔德赫斯特勋爵。”
“我很高兴尽我所知奉告。”
“你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吩咐抄写文件的吗?”
“是这样。”
“就是说你们的谈话很难被偷听吧?”
“毫无偷听的可能。”
“你是否对任何人提到过,你打算叫人抄写这份协定?”
“从来没有。”
“你肯定这点吗?”
“绝对肯定。”
“好,既然你从来没说过,费尔普斯也从来没说过,并且再没有别人知道这件事,那么,盗贼来到办公室就纯属偶然的了。他看到这是个机会,便顺手偷走了文件。”
这位内阁大臣笑了。
“你说的已经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以内了。”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说道。
福尔摩斯沉思片刻。“还有另外极为重要的一点,我想和你商讨一下,”他说道,“据我所知,你担心这一协定的详情一经传出,就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。”
这位内阁大臣富有表情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,说道:“当然会有极其严重的后果。”
“已经产生严重后果了吗?”
“还没有。”
“如果这份协定已经落到,比如说法国或俄国外交部手中,你认为你能听到音信吗?”
“我一定能听到,”霍尔德赫斯特面色不快地说道。
“这么说,既然将近十个星期已经过去,一直没有听到消息,这就有根据设想,由于某种原因,协定还没有落到法、俄外交部手中。”
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耸耸双肩。
“福尔摩斯先生,我们很难设想,盗贼偷走这份协定只是为了装进柜子,或是把它挂起来。”
“或许他是在等待高价出售。”
“如果他要再稍等一些日子,那文件就根本一文不值了。因为再过几个月,这份协定就不成其为秘密了。”
“这一点非常重要,”福尔摩斯说道,“当然,还可以设想,盗贼突然病倒了……”
“比如说,得了神经失常,是吗?”内阁大臣迅速扫了福尔摩斯一眼,问道。
“我并没有这样说,”福尔摩斯冷静地说道,“现在,霍尔德赫斯特勋爵,我们已经耽搁了你很多宝贵的时间,我们要向你告辞了。”
“祝你成功地查出罪犯,不管他是谁。”这位贵族把我们送出门外,向我们点头说道。
“他是一个杰出的人,”我们走到白厅街时,福尔摩斯说道,“不过他要保住他的官职,还要作一场斗争才行。他远不富有,可是开销颇大。你当然注意到了他的长统靴子已经换过鞋底了。现在,华生,我不再多耽误你的正经工作。除非我那份寻找马车的广告有了回音,今天我就无事可作了。不过,如果你明天能和我一起乘昨天坐过的那一班车到沃金去,我还是感激不尽的。”
第二天早晨我如约见到了他,一同乘火车到沃金去。他说,他的广告毫无回音,而这件案子也毫无头绪。他说话时,尽力把面孔绷得象印第安人一样呆板,因此我不能从他面容上判断出他对这件案子的现状究竟是否满意。我记得,他谈到贝蒂荣测量法[贝蒂荣(1853—1914):法国资产阶级刑事侦察学家,曾提出所谓“人身测定法”,即根据年龄、比较骨骼、结合摄影和指纹等方法鉴别罪犯,被称为“贝蒂荣测量法”。——译者注],他对这位法国学者非常赞赏。
我们的委托人依然由他那位忠心的护理人精心照料,但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。我们一进门,他就毫不费力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欢迎我们。
“有消息吗?”他迫不及待地问道。
“正象我所预料的,我未能带来好消息。”福尔摩斯说道,“我见到了福布斯,也见到了你的舅父,然而调查了一两个可能发现一些问题的线索。”
“那么说,你还没有失去信心?”
“当然没有。”
“上帝保佑你!听到你这样说真叫人高兴,”哈里森小姐高声说道,“只要我们不失去勇气和耐性,就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。”
“你对我们没有讲多少,可是我们却可以告诉你更多的情况。”费尔普斯重新坐到沙发上说道。
“我希望你弄到了重要情况。”
“是的,昨晚我又遇到一件险事,的确是一件严重的事。”
他说时表情非常严肃,双眼露出近乎恐怖的神色。“你可知道,”他说道,“我开始相信,我已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罪恶阴谋的中心,而他们的目标不仅是我的荣誉,而且还有我的生命。”
“啊!”福尔摩斯叫道。
“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,因为就我所知,我在世上并没有一个仇敌。可是从昨晚的经历看来,我只能得出有人要谋杀我的结论。”
“请讲给我们听一听。”
“你知道,昨晚是我头一夜没叫人在房内护理我,自己一人独睡。我感觉非常好,觉得自己可以不需护理了。不过我夜晚还是点着灯。啊,大约凌晨两点钟,我正睡意矇眬,突然被一阵轻微的声响惊醒。那声音就象老鼠啮咬木板的声音一样。于是我躺着静听了一阵,以为就是老鼠。后来声音越来越大,突然从窗上传来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。我惊异地坐起来,确切无疑地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。头一阵声音是有人从两扇窗户缝隙间插进工具撬窗户的声音,第二阵是拉开窗闩的声音。
“接着声音平息了十分钟左右,好象那人在等着瞧,这些声响是不是把我惊醒了。接着我又听到轻轻的吱吱声,窗户被慢慢打开了。因为我的神经已经不象往常一样,我再也忍不住了,便从床上跳起来,猛然拉开百叶窗。一个人正蹲伏在窗旁。转眼之间他就逃跑了,我没能看清他是谁,因为他头上戴着蒙面布,把面孔的下半部都蒙住了。我只能肯定一件事,那就是他手中拿着凶器。我看是一把长刀。在他转身逃跑时,我清楚地看到刀光闪闪。”
“这非常重要,”福尔摩斯说道,“请问你后来怎么办了?”
“我要是身体硬朗一点儿,那一定要翻窗去追他。可是那时我只能按铃把全家人叫醒。这就耽误了一点时间,因为这铃装在厨房里,而仆人们又都睡在楼上。不过,我大声喊叫,叫来了约瑟夫,他又把其他人叫醒。约瑟夫和马夫在窗外花圃上发现了脚印,可是近来天气异常干燥,他们跟踪追查到草地,就再也找不到脚印了。然而,位于路边的木栅栏上,有一个地方有一些痕迹,他们告诉我说,好象有人从那儿翻过去,在翻越时把栏杆尖都碰断了。因为我想我最好先听取你的意见,所以还没有告诉本地警察。”
我们的委托人讲述的这段经历,显然在歇洛克·福尔摩斯身上产生了特别的作用。他从椅上站起来,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,在室内踱来踱去。
“真是祸不单行,”费尔普斯笑着说道,虽然这件险事显然使他有些受惊了。
“你确实担着一份儿风险呢,”福尔摩斯说道,“你看能不能和我一起到宅院四周去散散步?”
“啊,可以,我愿意晒晒太阳。约瑟夫也一起去吧。”
“我也去,”哈里森小姐说道。
“恐怕你还是不去为好,”福尔摩斯摇头说道,“我想我必须请你就留在这里。”
姑娘怏怏不乐地坐回原来的位置,而她哥哥则加入我们的行列中,于是我们四人一同出了门。我们走过草坪来到这位年轻外交家的窗外。正如他所讲的那样,花圃上的确有一些痕迹,可是已非常模糊不清无法辨认了。福尔摩斯俯身看了一会儿,接着就耸耸肩站起身来。
“我看谁也不能从这些痕迹上发现多少情况,”他说道,“我们到宅子四周走走看看盗贼为什么偏偏选中了这所房屋。
照我看来,这间客厅和餐室的大窗户应该对他更有诱惑力。”
“可是那些窗户从大路上可以看得很清楚,”约瑟夫·哈里森先生提醒说。
“啊,对,当然了。可是这里有一道门,他完全可以从这里试一试。这道门是干什么用的?”
“这是供商人进出的侧门。夜晚当然是锁上的。”
“以前你受过象这样的惊吓吗?”
“从来没有,”我们的委托人说道。
“你房子里有金银餐具或其它招引盗贼的东西吗?”
“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。”
福尔摩斯双手插进衣袋,以一种从未有过的疏忽大意的神情,在房屋周围遛来遛去。
“顺便说一下,”福尔摩斯对约瑟夫·哈里森说道,“听说你发现一处地方,那个人从那儿翻越过栅栏。让我们去看看!”
这个矮胖的中年人把我们引到一处,那地方有一根木栏杆的尖被人碰断了。一小段木片还在耷拉着。福尔摩斯把它折断,注意地查看着。
“你认为这是昨天夜晚碰断的吗?这痕迹看来很陈旧,对吧?”
“啊,可能是这样。”
“这儿也没有从栅栏跳到外边去的脚印。不,我看在这儿找不到什么线索,还是回卧室去商量商量吧。”
珀西·费尔普斯被未来的姻兄搀扶着,走得非常慢。福尔摩斯和我急速穿过草坪,回到卧室里开着的窗前,那两人还远远落在后面。
“哈里森小姐,”福尔摩斯非常严肃地说道,“你一定要整天守在这里不动。发生任何事情你也不要离开这里。这是极端重要的。”
“福尔摩斯先生,如果你要我这样作,我一定照办,”姑娘惊奇地说道。
“在你去睡觉前,请从外面把屋门锁上,自己拿着钥匙。请答应我照这样去做。”
“可是珀西呢?”
“他要和我们一起去伦敦。”
“那我留在这里吗?”
“这是为了他的原故。你可以给他帮很大的忙。快点!快答应吧!”
她很快点了点头,表示应允,这时那两个人刚好走进屋来。
“你为什么愁眉苦脸地坐在这里,安妮?”她哥哥高声喊道,“出去晒晒太阳吧!”
“不,谢谢你,约瑟夫。我有点头痛,这间屋子挺凉爽,正合我意。”
“你现在有什么打算,福尔摩斯先生?”我们的委托人问道。
“啊,我们不能因为调查这件小事而失去主要调查目标。
如果你能和我们一起到伦敦去,那对我的帮助就很大了。”
“马上就走吗?”
“对,你方便的话,越快越好,一小时内怎样?”
“我感到身体非常硬朗了,我真能助你一臂之力吗?”
“非常可能。”
“大概你要我今晚住在伦敦吧?”
“我正打算建议你这样做。”
“那么,如果我那位夜中之友再来拜访我,他就会扑空了。
福尔摩斯先生,我们一切听你吩咐,你一定要告诉我们你打算怎么办。或许你想让约瑟夫和我们一起去,以便照顾我?”
“啊,不必了,你知道我的朋友华生是医生,他会照顾你的。如果你答应这么办,那我们就在这里吃午餐,饭后三人一同进城。”
一切都照他的建议安排停当,只有哈里森小姐按照福尔摩斯的意见,找个借口留在这间卧室里。我想象不出我的朋友究竟耍的什么花招,莫不是他想让那位姑娘离开费尔普斯?
费尔普斯正因为已经恢复了健康并期望参加行动,高高兴兴地和我们一起在餐室进午餐。但是,福尔摩斯还有一件更使我们大为吃惊的事,因为他在陪同我们到车站并送我们上车以后,不慌不忙地声明说,他不打算离开沃金了。
“在我走以前,有一两件小事我要弄清楚。”他说道,“费尔普斯先生,你不在这里,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对我更有利。华生,你们到伦敦以后,你一定答应我,立即和我们的朋友一同乘车到贝克街去,一直等到我再见到你们为止。好在你们两人是老同学,一定有许多事可以谈的。今晚费尔普斯先生可以住在我那间卧室里。我明天早晨乘八点钟的火车到滑铁卢车站,赶得上和你们一起进早餐。”
“可是我们在伦敦进行调查的事怎么办呢?”费尔普斯沮丧地问道。
“我们明天可以做这些事。我想我现在留在这里正是十分必要的。”
“你回布里尔布雷去后可以告诉他们说,我想明天晚上回去,”我们的火车刚要离开月台时,费尔普斯喊道。
“我不一定回布里尔布雷去,”福尔摩斯答道,在我们的火车离站时,他向我们高高兴兴地挥手致意。
费尔普斯和我一路上都在谈论这件事,可是谁也不能对他这个新行动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理由来。
“我猜想,他是想找出昨夜盗窃案的线索,如果真有盗贼的话。至于我自己,我决不相信那是一个普通的盗贼。”
“那么,你自己的意见是什么呢?”
“老实说,不管你是否把它归结为我的神经脆弱,可是我相信,在我周围正进行着某种隐秘的政治阴谋,并且由于某种我不能理解的原因,这些阴谋家想谋害我的性命。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夸张和荒谬,可是请考虑一下事实吧!为什么盗贼竟想撬开无物可盗的卧室的窗户?他又为什么手中拿着长刀呢?”
“你肯定那不是撬门用的撬棍吗?”
“啊,不,是一把刀。我很清楚地看到刀光一闪。”
“可是究竟为什么会怀有那样深的仇恨来袭击你呢?”
“啊,问题就在这里了。”
“好,如果福尔摩斯也这样看,那么这就可以说明他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。对吗?假设你的想法是对的,他能抓住那个昨夜威胁过你的人,那他就向找到偷海军协定的人这个目标前进了一大步。若设想你有两个仇人。一个偷了你的东西,另一个来威胁你的生命,那未免太荒谬可笑了。”
“可是福尔摩斯说他不回布里尔布雷去。”
“我了解他不是一天半天了,”我说道,“我还从来没见过他没有充分理由就去做什么事情。”说到这里,我们便转入了其他话题。
可是这一天把我弄得疲惫不堪。费尔普斯久病之后依然虚弱,他所遭遇的不幸更加使他易于激怒,紧张不安。我尽力讲一些我在阿富汗、在印度的往事,讲一些社会问题,讲一些能给他消愁解闷的事,来使他开心,但都无济于事。他总是念念不忘那份丢失的协定,他惊异着,猜测着,思索着,想知道福尔摩斯正在做什么,霍尔德赫斯特勋爵正在采取什么措施,明天早晨我们会听到什么消息。夜色深沉之后,他由激动变得痛苦异常。
“你非常信赖福尔摩斯吗?”
“我亲眼见他办了许多出色的案子。”
“可是他还从未侦破过象这样毫无头绪的案子吧?”
“啊,不,我知道他解决过比你这件案子线索还少的案子。”
“但不是关系如此重大的案子吧?”
“这我倒不清楚。但我确实知道,他曾为欧洲三家王室办过极其重要的案子。”
“不过你很了解他,华生。他是一个如此不可思议的人物,我永远也不知如何去理解他。你认为他有希望成功吗?你认为他打算侦破这件案子吗?”
“他什么也没说。”
“这不是一个好兆头。”
“恰恰相反。我曾经注意到,他失去线索的时候总是说失去了线索。在他查到一点线索而又没有十分把握的时候,他就特别沉默寡言。现在,我亲爱的朋友,为这事使自己心神不安,丝毫于事无益,我劝你快上床安睡,明天早上不管消息好坏,都能精神饱满地去处理。”
我终于说服我的同伴接受了我的劝告,但我从他激动的神态看出,他是没有希望安睡的。确实,他的情绪也影响了我,我自己也在床上辗转了半夜,不能入睡,仔细盘算这个奇怪的问题,作了无数的推论,一个比一个不能成立。福尔摩斯为什么留在沃金呢?为什么他要哈里森小姐整天留在病房里呢?为什么他那么小心谨慎,不让布里尔布雷的人知道他打算留在他们附近呢?我绞尽脑汁竭力寻找符合这一切事实的解答,最后才渐渐入睡。
我一觉醒来,已经七点钟了,便立即起身到费尔普斯房里,发现他容颜憔悴,一定是彻夜未眠。他第一句话就问福尔摩斯是否已经回来。
“他既然答应来,”我说道,“就一定会准时来的。”
我的话果然不错,八点刚过,一辆马车疾驰到门前,我的朋友从车上跳下来。我们站在窗前,看到他左手缠着绷带,面色严肃而苍白。他走进宅内,过了一会才来到楼上。
“他似乎精疲力尽了,”费尔普斯喊道。
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。“毕竟,”我说道,“这件案子的线索可能还是在城里。”
费尔普斯呻吟了一声。
“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,”他说道,“可是我对他回来抱有那么多的希望。不过他的手昨天并没有象这样缠着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”
“福尔摩斯,你没有受伤吗?”我的朋友走进屋内时,我问道。
“唉,这不过是由于我手脚笨拙,擦伤了点皮,”他一面点头向我们问候,一面回答道,“费尔普斯先生,你这件案子,同我过去查办过的所有案子相比,确实是最隐秘的了。”
“我怕你对这案子是力不从心了。”
“这是一次十分奇异的经历。”
“你手上的绷带就说明你曾经历过险,”我说道,“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?”
“等吃过早餐再说吧,我亲爱的华生。别忘了今天早晨我从萨里赶了三十英里路。大概,我那份寻找马车的广告还没有着落吧?好了,好了,我们不能指望一切都顺利。”
餐桌已经准备好了,我刚要按铃,赫德森太太就把茶点和咖啡送来了。几分钟以后,她又送上三份早餐,我们一齐就坐,福尔摩斯狼吞虎咽地吃起来,我好奇地望着,费尔普斯闷闷不乐,垂头丧气。
“赫德森太太很善于应急,”福尔摩斯把一盘咖喱鸡的盖子打开说道,“她会做的菜有限,可是象苏格兰女人一样,这份早餐想得很妙。华生,你那是什么菜?”
“一份火腿蛋,”我答道。
“太好了!费尔普斯先生,你喜欢吃什么,咖喱鸡还是火腿蛋?要不然,就请你吃你自己那一份吧。”
“谢谢你,我什么也吃不下去,”费尔普斯说道。
“啊,来吧!请吃一点你面前那一份。”
“谢谢你,我确实不想吃。”
“好,那么,”福尔摩斯调皮地眨了眨眼,说道,“我想你不会拒绝我的好意吧。”
费尔普斯打开盖子,他刚一打开,突然发出一声尖叫,面色象菜盘一样苍白,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盘内。原来盘内放着一个蓝灰色小纸卷。他一把抓起来,双眼直愣愣地看着,然后把那纸卷按在胸前,高兴得尖声喊叫,在室内如痴如狂地手舞足蹈起来,然后倒在一张扶手椅中,由于过分激动而软弱不堪,筋疲力尽。我们只好给他灌了一点白兰地,使他不至昏厥过去。
“好啦!好啦!”福尔摩斯轻轻拍着费尔普斯的肩膀,安慰他说,“象这样突然把它放到你面前,实在是太糟糕了,不过华生会告诉你,我总是忍不住想把事情做得带点戏剧性。”
费尔普斯抓着福尔摩斯的手吻个不停。
“上帝保佑你!”他大声喊道,“你挽救了我的荣誉。”
“好啦,你知道,这也关系着我自己的荣誉,”福尔摩斯说道,“我应该请你放心,我办案失败,和你受托失信一样,都是不愉快的。”
费尔普斯把这份珍贵文件揣进他上衣里面贴身的口袋。
“我虽不想再打扰你吃早餐,可是我是渴望知道你是怎样把它弄到手,在哪里找到的。”
歇洛克·福尔摩斯喝完一杯咖啡,又把火腿蛋吃完,然后站起身来,点上烟斗,安然坐到椅子上。
“我讲讲我先做了些什么,后来又是如何着手去做的。”福尔摩斯说道,“从车站和你们分手后,我就悠然自得地徒步而行,经过优美的萨里风景区,来到一个名叫里普利的小村落,在小客店里吃过茶点,然后灌满水壶,口袋里装了一块夹心面包,做好了一切准备。我一直等到傍晚,才又返回沃金,当我来到布里尔布雷旁边的公路时,已是黄昏时分了。
“嗯,我一直等到公路上渺无人迹——我想,那条公路上行人从来不太多的——于是我爬过栅栏,来到屋后宅地。”
“那大门日夜都是开着的啊,”费尔普斯突然喊道。
“不错,可是我特别喜爱这么干。我选择了长着三棵枞树的地方,在这些枞树掩蔽下,我走了过去,屋子里没有一个人能看到我。我蹲伏在旁边的灌木丛中,从一棵树匍匐前进到另一棵——我裤子膝盖破成这样就是证明,一直爬到你卧室窗户对过的那丛杜鹃花旁边。我在那儿蹲下来,等候事情的发展。
“你房里的窗帘还没有放下,我可以望见哈里森小姐坐在桌旁看书。她合上书关牢百叶窗退出卧室时,已是十点一刻了。
“我听到她关门,清楚地听到她用钥匙锁门的声音。”
“钥匙?”费尔普斯突然喊道。
“对,我事先吩咐过哈里森小姐,在她就寝时,从你的卧室外面把门锁上,并且亲自拿着钥匙。她一丝不苟地执行了我的各项命令,肯定说,要是没有她的合作,你就不会找到你上衣口袋中的那份文件了,后来她走开了,灯也熄了,我依旧蹲在杜鹃花丛中。
“夜色晴朗,但守候起来仍然是令人厌烦的。当然,那种激动的心情,就如同渔人躺在河边守候鱼群一样。不过,时间等得非常久,华生,几乎就象你我在查究‘斑点带子案’那个小问题时,在那间死气沉沉的屋子里等候的时间一样长。沃金教堂的钟声一刻钟一刻钟地响过去,我不止一次地想,也许不会发生什么事了。可是,终于在凌晨两点钟左右,我突然听到拉开门闩和钥匙转动的响声。顷刻间,供仆役出入的门开了,约瑟夫·哈里林先生在月光下走了出来。”
“约瑟夫?!”费尔普斯突然喊道。
“他光着头,可是肩上披着一件黑斗篷,以便在遇到紧急情况时,他可以立即把脸蒙上。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墙壁阴影下,接近窗户,将一把长薄片刀插入窗框,拨开窗闩。然后他撬开窗户,又把刀子插进百叶窗缝中,把百叶窗打开了。
“我从藏身的地方可以看清室内情况和他的一举一动。他点燃壁炉台上的两支蜡烛,动手卷起门旁地毯的一角。一会儿弯腰取下一块小方木板,那是供管子工修理煤气管道接头时用的。这块木板盖着丁字形煤气管接头,有条管子通往楼下厨房,是给厨房供煤气用的。约瑟夫从这隐蔽之处取出一小卷纸来,把木板重新盖好,又把地毯铺平,吹熄了蜡烛,因为我正站在窗外守候他,他一下子撞进我怀里。
“啊,约瑟夫先生比我想象的还要凶恶得多!他拿刀向我扑来,我不得不再次抓住他,在我占上风之前,我指节上让刀划伤了。在我们结束搏斗之后,他由于仅能用一只眼看人,看起来象个凶犯,可是他听了我的劝告,把文件交了出来。我拿到文件,便放他走了。不过我今早给福布斯发了一份电报,把详情都告诉他了。如果他动作麻利,能抓住他要捉的人,那就太好了。可是如果象我预料的那样,他赶到那里人已经逃走了,呃,那政府还巴不得呢。我想,首先,霍尔德赫斯特勋爵,其次,珀西·费尔普斯先生都宁愿这件案子不经违警罪法庭审理才好呢。”
“我的天啊!”我们的委托人呻吟道,“请告诉我,难道在我极其痛苦的十个星期中,这份失窃文件始终和我一起在那间屋子里吗?”
“正是这样。”
“那么约瑟夫!约瑟夫是一个恶棍和盗贼了!”
“嗨!恐怕约瑟夫是一个比他外表看来更阴险、更危险的人物。从他今早对我所说的话来看,我推测他在股票交易中亏了血本,为了转转运气,什么坏事都准备去干。作为一个极端自私的人,一碰到机会,他既不顾他妹妹的幸福,也不考虑你的名誉。”
珀西·费尔普斯坐回他的椅中。“我的头都昏了,”他说道,“你的话使我更加晕头转向。”
“你这件案子最主要的困难,”福尔摩斯说教似地指出道,“就在于线索太多。极重要的线索被毫不相干的迹象遮掩住了。我们面前的事实非常多,只能从中选择必要的,按顺序把它们串起来,以便重视这一连串怪事的各个环节。我开始对约瑟夫产生怀疑的根据是,你曾打算在失窃的那天晚上和他一起回家,我很自然想到他必然会来找你,因为他对外交部很熟悉,又是顺路。后来我听你说有人急于潜入那间卧室。
我想,只有约瑟夫才可能把东西藏在那间卧室里——你对我们说过你那天和医生一起回到卧室时,是怎样让约瑟夫搬出卧室的——到那时我的怀疑就变成了肯定。特别是头一夜没有人陪你住,就有人企图潜入室内,这说明这位不速之客对房内的情况很熟悉。”
“我是多么有眼无珠啊!”
“我查明这件案子的事实经过是这样的:约瑟夫·哈里森从通向查尔斯街的那个旁门走进外交部,因为他熟悉路,所以在你离开办公室时,他直接闯进去,发现那里一个人也没有,立刻按起电铃来,正在按铃时,一眼看到桌上的文件。一瞥之间,他觉得他面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,可以得到一份极有价值的国家文件,他一下子把它揣到口袋里扬长而去。正如你所回忆的那样,过了几分钟打盹刚醒的看门人才提醒你注意铃声,这一点时间是足够盗贼逃跑的了。
“他乘第一班车回到沃金,检查了赃物,肯定它极为珍贵,便把那份协定藏到他认为非常安全的地方,企图一两天内取出,送到法国大使馆或他认为可以出高价的任何地方。可是你突然返回家中。他措手不及,就被迫从那间卧室搬了出来。
从那时以后,屋里一直至少有两个人在,使他再也无法拿出他的珍宝。这种情况简直使他急得发疯。不过他终于看到了机会。他设法潜入室内,可是你没有睡熟,挫败了他的计划。
你可能还记得,那天晚上你没有服用平常吃的那种药。”
“我记得。”
“我想,他一定在那药里做了手脚,因此他相信你一定会毫无知觉了。当然,我知道,不管什么时候,只要他觉得能毫无危险地重新再干,那他还是要再去试试的。你离开卧室自然是他求之不得的机会。我让哈里森小姐整天待在屋里,为的是使他不能趁我们不在时先下手。我一方面使他误认为没有危险,一方面,正如刚才说过的,监视着卧室内的动静。我早就知道文件十之八九是藏在卧室里,但我不愿拆开所有的地板和壁脚去搜寻它。我让他自己从隐藏之处拿出来,我就省了许多麻烦。还有什么地方我没有讲清楚的吗?”
“第一次他本来可以从门里进去,为什么偏要撬窗户呢?”
我问道。
“从门里进他得绕过七间卧室,另一方面,他从窗户却可以毫不费力地跳进草坪。还有什么问题吗?”
“你不认为,”费尔普斯问道,“他有什么行凶的企图吗?
那把刀子只能作凶器用啊。”
“可能是这样,”福尔摩斯耸耸双肩回答道,“我只能肯定地说,约瑟夫·哈里林先生绝对不是一个肯发善心的君子。”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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